按：清明，是悼念逝者、緬懷先輩的日子。本網推出“憶父輩 話家風”兩期報道。分別邀請開國少將甘祖昌將軍的女兒甘公榮和云南省保山原地委書記楊善洲的女兒楊惠蘭追憶父輩，學習老紅軍老黨員高尚的道德品格，感受他們良好的家教家風對后代的影響。
楊善洲簡介
楊善洲，男，漢族，1927年1月生，中共黨員，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記。
楊善洲同志幾十年如一日，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后，他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把黨和群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終公而忘私、廉潔奉公，永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本色。工作35年來，楊善洲始終艱苦樸素，兩袖清風，常年住在辦公室旁一間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從不占公家一點便宜。
1988年6月，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為實踐“幫家鄉辦點實事”和“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諾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請，執意回到家鄉施甸縣義務植樹造林。他把建林場與造福群眾結合起來，每年無償為村民提供林柴，為6個自然村修通了公路，為8個自然村架通了生產生活用電，促進了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艱苦創業20余年，使7.2萬畝昔日山禿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綠裝，活立木蓄積量經濟價值超過了3億元，同時極大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2009年4月，82歲的楊善洲將大亮山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國家，并且謝絕當地政府的獎勵。
心中永遠的參天大樹
楊惠蘭
又是一年清明節，這是父親逝世的第五個年頭，每年的清明節以及父親的忌日，我們全家都會邀約到善洲林場祭奠我們的父親。回想起爸爸生前對我們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們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實是對家人最真誠的愛。他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永遠烙在我的記憶深處，如同他一直都陪伴著家人和守護著他用余生創建的萬畝林海。
我的家是一個平凡的家庭，母親張玉珍，在父親逝世的第三年頭，2013年1月5日去世，享年84歲。我的大姐楊惠菊和姐夫楊學明，在姚關陡坡村大柳水務農。我曾在姚關擺馬小學當民辦教師2年，1985年靠自身努力考為一名正式教師，2011年調到施甸縣委黨校工作。我的丈夫蔣正軍，在施甸縣教育局工作。我的妹妹楊惠琴在保山市煙草公司工作，妹夫楊江勇在保山市委宣傳部工作。
楊善洲的全家福
“拿去找木匠做個箱柜，把孩子的東西裝好”
我家住在大山里，從小就是媽媽帶著我們姐妹3個和奶奶過著艱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媽媽成了家里的頂梁柱。家里糧食不夠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饑；我和妹妹沒有錢上學，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編糞箕、扎掃把，然后挑到街上去賣，一分一分地攢學費……那種艱難，只有媽媽心里清楚。后來，媽媽經常自豪地對我們三姐妹說：“你們三個，是我像鳥媽媽喂食一樣，一口一口喂大的。”
爸爸那時雖然不常回家，但他對我們的要求卻很嚴格。
女兒大了都要成家。在別人眼里，爸爸是地委書記，他的女兒結婚一定會非常風光隆重。但是，爸爸卻要求我們姐妹三個從簡辦事，不讓請客、不讓收禮。
1968年，大姐楊惠菊結婚，爸爸寄回來30元錢，并囑咐媽媽不準請客，不準收禮。寨鄰親戚你幾毛、我一元的七拼八湊湊了45元，勉強幫著把婚事辦了。
到1985年我結婚時，爸爸沒有給一分錢。過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邊工作，一邊哺育孩子，那段時間是我最忙亂的時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現在我門口，當他看到裝外孫尿布的紙箱時，當即掏出100元錢給我，說：“拿去找木匠做個箱柜，把孩子的東西裝好。”接過父親給的錢，不知是委屈還是激動，眼淚流個不停。因工作調動，我搬了幾次家，這柜子始終都陪著我。
1993年，妹妹楊惠琴結婚，盡管時代不同了，但爸爸仍是叮囑她婚禮從簡，少請幾桌，并給了她1000元錢，婚宴沒有超過10桌。那天，爸爸穿著干凈的藍色中山裝參加了婚禮，沒有賓從，沒有談笑風生，他靜靜地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飯，只有臉上綻開的笑意，才顯出他是婚宴上的一個重要角色——新娘的父親。
“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
從小，爸爸就教育我們：“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
妹妹楊惠琴上初中時，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這位好心阿姨送給她3根甘蔗。對于那個時代的孩子來說，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興的事。當妹妹拿著甘蔗跑回家正準備美美地享用時，爸爸回來了。他看見家里有甘蔗，問：“這是哪里來的？”“是農場的阿姨給的。”妹妹說。他聽后臉一沉，厲聲對妹妹說：“趕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們說過，不能要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著眼淚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們三個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當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們仍然是遵從爸爸的教誨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
我初中畢業后沒有繼續讀高中，父親勸我還是繼續讀書。我搖搖頭說：“爸，我不讀了。”我衡量過，自己從鄉下來，基礎差，就算讀三年高中也未必考上大學，不如回家找點事做。父親拗不過我，同意我回家，并介紹我去大尖山茶場干活。我回到姚關，還沒有上山，一個與父親熟識的老同志聽說了，便跟父親說：“她本來就生活在山里，好不容易才出來，怎么又讓她回到山里去？讓她去當民辦代課教師吧!”就這樣，我到姚關擺馬小學當了一個娃娃頭。當民辦教師的我還希望有新的發展，果然，公安部門公開招考警員，我滿懷信心報了名，還特意給爸爸打了電話。我想，父親一定會為女兒著想跟有關部門打個招呼，這次招錄自己十拿九穩了。可是錄取名單出來了卻沒有我的名字，原來爸爸根本沒打招呼。當時我真是氣壞了。后來，我繼續當我的娃娃頭，靠著自己的倔勁幾乎不分晝夜地復習，終于如意以償，通過考試成為一名正式的公辦教師。
“要靠自己的勞動掙錢，這錢才用得踏實”
爸爸做事講原則，對誰也不會破例。他當初上大亮山植樹造林時，極力動員了家人，大姐的二兒子楊福李也跟著他上了山，還和林場簽下了承包茶地5年的合同。年輕人哪里耐得住荒山野嶺的寂寞，干了3年，聽鄉里的同伴說，到老街去打工掙得多，楊福李就想出去闖蕩闖蕩，不在林場干了。按照合同規定，如果違約，得交300元的罰款。楊福李當時窮得根本拿不出錢來。爸爸聽說后，對孫子說：“既然不干了，就要按照合同規定交罰款，如果你暫時沒錢，先給林場打個欠條，我用工資給你墊，等你有錢了再還給我。”楊福李一聽爺爺不肯為他網開一面，就賭氣借錢交了罰款。后來，楊福李還因這件事而抱怨爺爺。可他心里卻很清楚，爺爺其實是很愛他的。爸爸去世后，楊福李還指著停在家門口的農用車跟記者說：“這是爺爺去世前買給我的，以前他也很少給我們錢，但是不時會送我一些種豬、羊羔、樹種什么的。他總是囑咐我，要靠自己的勞動掙錢，這錢才用得踏實。”
“我坐的是公車，你坐不合適，還是買車票回去吧”
在整理爸爸的遺物中，有一張鎖在抽屜里已經發黃的“農轉非”表格。在他擔任保山地委書記期間，按當時的政策，我的奶奶、母親、我和三妹都可以辦理“農轉非”的。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填好申請表后向他報告，他卻把申請表要了過去轉手鎖進了抽屜里。一個地委書記的母親、老伴和三個孩子竟然在老家當農民，說起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
三姐妹與母親
在爸爸晚年，我曾經問過他“農轉非”的事。他告訴我說：“當時，在我們地委機關，大多數局長、科長的家屬都在農村，我這個‘班長’的家屬怎么能夠先轉呢？”
爸爸在擔任地委書記期間，出差下鄉時從來都不讓我們搭順風車，每次放假我從保山回家都是爸爸買好車票讓我搭乘公共汽車的。公車不私用這個規矩在他上山植樹造林的20年間都一直堅持。
1994年，妹妹楊惠琴即將分娩，妹夫跟爸爸說：“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緊張，我媽說要來看看，她年紀大了，走路不利索，還暈車，是不是請林場的車子去接一下？”爸爸說：“行，你和駕駛員去接。”可是把媽媽接來后，爸爸卻掏出376元交給駕駛員，說是跑這趟車的油費、過路費，讓他拿回去交給財務人員。
2010年正月的一天，我一早去施甸縣城看病，爸爸也在縣城。我想爸爸80多歲了，身體又不好，平時他不讓搭順風車，這次他應該破例讓我一起坐車照顧他了吧！可是下午辦完事準備返回時，他卻拿出100元錢給我，說：“我坐的是公車，你坐不合適，還是買車票回去吧。”我說我有錢，但是他硬是要給我，真是讓我哭笑不得，只好趕緊去買了車票回家。
“我是共產黨員，能光想著自己？”
爸爸退休后要上大亮山植樹造林的事我們一家都曾勸過。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學校找我們，說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領導找他談過話，讓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愛人問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說：“不去”。我愛人說：“不去就不去吧！”我們都暗暗為媽媽高興，因為爸爸工作時太忙，沒有更多的時間關心和照顧媽媽，這下可好了，能給媽媽一個補償了。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爸爸說他要回家鄉的荒山種樹。我們勸他：“你年紀大了，那個地方環境惡劣，你身體吃不消。”他說：“我在任地委書記期間，鄉親們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說作為保山地委書記，哪能只想著自己的家鄉？我承諾過，等退休后，一定幫父老鄉親們辦點實事。”我們知道勸不了他，只好告訴他到山里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誰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后上大亮山種樹一干就是20多年。
在爸爸上山種樹期間，為了方便他進城辦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附近蓋了一間瓦房。房子蓋起后，媽媽和爸爸商量，讓他湊點錢幫助兒女們還賬。爸爸東拼西湊，才湊足了9600元錢。后來為了不拖累我們，爸爸硬是把剛剛蓋起還沒入住的新房賣了。一次，一位記者對他刨根問底，把他問急了，便大聲地反問記者：“我是共產黨員，能光想著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麗堂皇，別人卻過著艱難的日子，那么，我們常說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不是成了騙人的假話了嗎？”
“要自己管好自己”
其實，爸爸也是個很重感情的人，無論是對群眾，還是對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節過后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準備返回林場的時候，奶奶和媽媽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搖搖晃晃，趕緊放下行裝，扶奶奶坐下，馬上去找醫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內搭了一張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邊，陪奶奶說話，給奶奶端藥遞水。9天后，奶奶安詳地離開人世，享年89歲。
在爸爸內心深處，他覺得這一輩子對媽媽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一直守在媽媽身邊。他每天早上都會買好早點，端到媽媽床前。他會在媽媽睡著后，給她扯扯被角，也會在媽媽起身時，在她身后墊個枕頭。這29天，他總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們勸他也沒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卻不要媽媽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時，媽媽到醫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你怎么來了？你暈車，以后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媽媽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媽媽在醫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里，爸爸強忍病痛折磨不出聲，因為他不愿意讓媽媽擔心。
爸爸去世后，我們在整理他的文稿時，讀到了多年來埋藏在他心里的話：“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后來又有3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的群眾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買給她的白襯衫；我一遍遍撫摸著搬了幾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給我100元錢做的那個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會不止一次給她買衛生用品……我們知道，爸爸是很愛我們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里裝著的是千千萬萬群眾。對懷念父親的群眾來說，爸爸走了；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爸爸終于可以回家了，永遠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現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爸爸就是那棵大樹，他雖然沒有彎下腰，把媽媽和我們姐妹護衛在懷抱里，但是他張開雙臂，為老百姓遮風擋雨了一輩子。
我的家庭不是名門書香世家，我家的家風家訓也沒有銘刻成書，但是爸爸用他自己的言行舉止給我們留下了終生受用的精神財富。每當懷念起爸爸，耳邊就響起他在《為人民再奉獻一點余熱》中寫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學習，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嚴格要求自己，凡是違背黨紀國法的事堅決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勞動所得堅決不要；凡是損害勞動人民利益的事情堅決不干；要自己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