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宛如一股紅色鐵流，奔騰馳騁二萬五千里，演繹了不朽的神話！如果說長征是一首雄壯、豪邁、大氣磅礴的革命交響曲，或是一部雄偉、壯麗、魅力無窮的英雄史詩，那么在巍巍烏蒙山間、滔滔赤水河畔，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云南威信，81年前的那次世界上最高級別的思想交鋒與智慧碰撞，就是這交響曲或史詩中的一節華美樂章。
由于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李德“左”傾錯誤路線對中央的統治，毛澤東受到排擠，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為了突破敵人封鎖，保存革命力量，1934年10月，黨中央和中革軍委被迫率領8.6萬紅余軍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開始長征，目的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項英、陳毅等領導率1.6萬余人留守中央蘇區。
1934年10月21日至11月15日，中央紅軍沖破敵軍在江西、湖南等省設置的三道封鎖線。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調集重兵追擊防堵，在湘江邊布置了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中央紅軍殲滅在湘江地區。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主力應乘敵軍調整部署的時機，消滅敵軍一路或一部，扭轉戰局被動地位。李德、博古不顧敵人重兵追堵的事實，仍主張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致使紅軍被迫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30萬大軍在湘江展開血戰。通過5個晝夜的鏖戰，12月1日，中央紅軍突破敵軍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在湘江的企圖。但戰役中，中央紅軍損失3萬余人，這是紅軍創建以來損失最大的一次戰役。紅軍血灑湘江，以至當地群眾在戰后“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湘江遭受重創后，中央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部隊的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
12月10日，通道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放棄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防守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前進”的戰略主張。博古、李德頑固堅持既定方針，只同意調整行軍路線，西進貴州，再沿黎平北上。目標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12月18日，黎平會議繼續圍繞中央紅軍戰略方向和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決定中央紅軍不去湘西，而是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前進。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強渡烏江，7日，占領黔北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根據地的決議，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北創建根據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并撤銷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26日，軍委縱隊抵達土城地域，計劃攻占赤水城后，從瀘州、宜賓間強渡長江。而此時蔣介石判明紅軍北渡長江的意圖，集中40余萬兵力向遵義地區進攻，企圖圍殲中央紅軍在川黔邊境地區。
28日拂曉，土城戰役打響。因對敵情偵查失誤和對川軍戰斗力估計不足，激戰近一天，中央紅軍再次犧牲4000余人，不得不停止戰斗。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出山”后提議并領導的第一次戰斗，成敗關系全軍士氣，但結果打得不好，部隊傷亡慘重，中央紅軍未能達到戰略目的，以致博古嘲諷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中央紅軍該怎么辦？
土城戰役失利，黨中央仍未放棄北渡長江計劃。1月29日，中革軍委命令各部隊迅速脫離敵軍，西渡赤水河向古藺南部進軍，尋機從宜賓上游金沙江過江。中央紅軍分兵三路從土城、元厚場渡過赤水河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拉開四渡赤水序幕。這時，川軍沿長江和金沙江布下重兵，蔣介石又調動西南幾省軍閥對紅軍進行“圍剿”，企圖把紅軍消滅在長江以南川黔地域。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計劃再次受阻。
中央紅軍該打到哪里去？在哪兒落腳？
當時，位于川滇黔三省接合部的云南威信1934年9月剛建縣，屬三管三不管地帶，敵軍力量相對薄弱，同時地勢偏僻，山高密林，利于紅軍的隱蔽休整和戰略戰術的發揮。2月3日，軍委總部進駐四川古藺石廂子，黨中央審時度勢，要求中央紅軍各路向扎西（威信縣城）地域集結，以尋求新的戰略機動。
2月4日，中央紅軍前衛部隊進駐素有“雞鳴三省”之稱的威信水田寨，到達大河口一帶，這是中央紅軍首次進入云南。隨后中央紅軍分六路先后進入威信縣境。
由于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黨中央對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一直“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的方針”。到1935年1月下旬，國民黨加緊對中央蘇區持續“清剿”，中央蘇區局勢非常嚴峻，項英分別于1月30日、2月1日致電中央，請求對中央蘇區行動方針速作指示。4日，正值大年初一，一直焦急等待中央指示的項英再次致電中央“并盼即日答復。”但中央依然沒有回信。5日，心急如焚的項英又以中央分局名義致電中央“請立復。遲則情況太緊張，則愈難。”中央蘇區情勢已經到了萬萬火急！
遵義會議后，博古并未立即交出手中權力，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于是張聞天找到毛澤東，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 經過毛澤東、周恩來耐心談話后說服眾人，一致同意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人。
5日，黨中央進駐威信水田寨花房子、高坎、芭蕉塆、樓上后，周恩來找博古進行了長談，博古同意交出手中的權力，于是黨中央立即在花房子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即黨史、軍史上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會議首先順利進行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黨中央總的責任 ，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改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緊接著張聞天主持研究討論中央蘇區及中央紅軍目前的戰略行動方針等問題。并立即以中央書記處名義以“萬萬火急”電回復中央蘇區。
6日凌晨1時，朱德電令一、三軍團向扎西靠近，指示“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斗與創造新蘇區。” 還要求一、三軍團領導人速將意見電告軍委，希望就紅軍今后的戰略方針和行動方向聽取大家意見。
紅軍該何去何從？新的黨中央已經感覺到原定的戰略方向欲實現面臨重重困難。
6日上午，黨中央從水田寨進駐石坎子。由于敵我態勢瞬息變化，張聞天在大河灘莊子上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新的行動方針。毛澤東是個善于總結的人，他針對土城戰役失利，首先指出土城戰役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紅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主要教訓一是沒有摸清敵情，二是輕敵，三是兵力分散。今后力戒之。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當前形勢，指出要用敵變我變的原則指導紅軍行動，利用敵人過失，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的肯定和參會人員的贊同。
7日，由于紅三軍團部隊落伍較多和中革軍委6日電文征求意見，彭德懷和楊尚昆建議黨中央在川、滇邊建立根據地，爭取一兩天的整理休息，部隊再向扎西轉進。這個建議十分及時，也非常重要。它堅定了毛澤東等人轉變遵義會議原定戰略方向的決心。當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在莊子上進行，研究通過并以軍委名義下達了《關于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決定暫緩北渡長江，改向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同時，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敵變我變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針，“提出了紅一方面軍要發揚猛追猛打的作風，求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爭取戰爭的主動；立即脫離四川追敵，向滇境鎮雄集中，并進行與滇敵作戰的準備，以及爭取在該集中地域休息和縮編。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義會議確定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暫緩執行。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反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將中央紅軍反“圍剿”失敗歸結于敵人兵力強大。博古的發言遭到了大多數人員反對。經過激烈爭論，特別是張聞天的“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等同志的發言，是非基本分清，但會議沒有就此形成決議。為此，遵義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待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其后在中央紅軍撤離遵義向川南進軍途中，黨中央在沒有完全弄清敵情的情況下倉促進行土城戰役，又致使中央紅軍遭到慘重損失，同時也過早暴露中央紅軍北渡長江的意圖。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反“圍剿”總結報告出爐的時機已成熟。8日，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進行，討論通過了由張聞天負責起草的，以其在遵義會議上作“反報告”的提綱為基礎，以毛澤東的發言為主線，吸納了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關于戰略方針的決定寫成的，共13000余字，涉及14個方面內容的《黨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史稱《遵義會議決議》）。同時，由于《決議》文字較長，為便于迅速簡明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還擬定了篇幅較短的《決議大綱》，電報傳發中央蘇區、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張聞天、毛澤東、陳云等中央領導相繼到一、三、五、九軍團干部會和中央縱隊中進行傳達。
會后，黨中央由莊子上移駐院子街上，連夜分析各方面敵況，估計已到鎮雄的滇軍在紅軍引誘下會向扎西進攻，決定中央紅軍各軍團明日集結扎西、石坎一線，準備作戰。9日，集結完成，但滇軍安恩溥旅一部到達鎮雄大灣子后未再向扎西前進，而是就地構筑工事，與紅軍對峙；一部直出鹽津、筠連與川軍聯絡，防中央紅軍從鹽津、筠連出橫江渡金沙江。滇軍第五旅接令也趕到大灣子增援。
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大河灘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后，黨中央的正確方針贏得紅軍廣大指戰員的衷心擁護，這時的中央紅軍從上到下充滿必打勝仗的信心。但是新銳的川軍、滇軍正向扎西逼近，中央紅軍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腳，并沒有把握。
9日至10日凌晨，張聞天在扎西鎮江西會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依據“川滇之敵追來，對紅軍已成夾擊之勢，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戰斗力較弱”的敵態發展，果斷放棄在扎西地域殲滅滇軍一部的意圖，作出“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出奇不意地殺敵軍一個回馬槍”的戰略決策。
由于長征轉移后的突圍行動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極度困難，加之沿途大量減員，機關臃腫，基層戰斗人員缺乏，嚴重影響部隊的機動性和戰斗力。所以會議還決定縮編中央紅軍、充實連隊戰斗力和成立游擊隊，在云、貴、川邊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等。
10日，中革軍委發布《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通過縮編，除一軍團仍保留兩個師的編制外，原10個師30個團按新編制縮編為17個團。中央縱隊和國家機關也進行大量精減，不少干部下到連隊，充實連隊和師以下領導，加強基層，提高紅軍戰斗力，改變過去“上重下輕”的組織形式。縮編的同時又在扎西地域擴紅3000多人補充革命力量。中革軍委在全軍中抽調100多名干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第五連等武裝部隊共400余人，指派紅三軍團五師政委徐策、軍委干部團上干隊政委余澤鴻、原紅八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戴元懷等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劃定長江以南、金沙江以東，包括中共瀘縣中心縣委工作地區在內的一個區域，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廣泛開展游擊戰。同時還徹底精減輜重，使紅軍的編制適應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的斗爭方式，藉以從根本上解決那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
黨中央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先后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大河灘莊子上、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史學界統稱這三次會議為“扎西會議”。
2月11日，按照扎西會議部署，中央紅軍以全新的面貌，分兵兩路，揮師東進，14日全部離開威信縣境。全國紅軍按照新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為取得長征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央紅軍方面：扎西會議的召開和迅速傳達貫徹，撥開了迷霧，消除了廣大紅軍指戰員的疑慮和不滿，軍心為之振奮。1935年2月15日，中革軍委下達《二渡赤水的行動計劃》。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二渡赤水。26日，紅一、三軍團出奇制勝，攻克天險婁山關。國民黨追兵紛紛潰逃，遵義守敵極度慌亂。紅軍乘勝向遵義進擊，28日再占遵義。就在扎西會議后10多天的時間里，紅軍完全超乎意料地取得這一系列的勝利，尤其是消滅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九十三師大部、五十九師一部，擊潰黔軍8個團，斃傷敵2400余人，俘敵約3000人，繳槍2000支以上，震懾了敵軍，打掉了敵軍的囂張氣焰。終于打了一場中央紅軍脫離中央蘇區以來被圍追堵截一萬余里后最大的勝仗，也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年半時間內紅軍唯一一場揚眉吐氣的勝仗，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將士的士氣。隨后，中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迂回穿插，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擺脫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困境。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征服大雪山，橫跨茫草地，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與紅十五軍會師，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
中央蘇區方面：因項英于1935年1月30日至2月5日四次致電中央，請求中央對中央蘇區的行動給予指示。所以張聞天接任總負責人的當天即2月5日，立即召開會議“討論了中區的問題”，并于當天復電項英轉中央分局，對行動方針問題，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并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后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斗爭方式是不適合的”。關于組織問題，決定“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并告訴項英“決議詳情續告。”2月13日中央又致長電給中央分局，續告“決議詳情”。在得到2月19日、21日項英復電報告具體貫徹情況以后，2月23日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詳告執行中央指示中應注意的具體問題。
黨中央的指示猶如久旱甘霖，讓項英、陳毅及時對中央蘇區行動按中央指示改變組織形式和斗爭方式，迅速突圍，在當地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依托高山密林，在人民群眾支援與掩護下，與國民黨軍和地方當局實行的軍事“清剿”、政治“清剿”、經濟“清剿”進行斗爭。由于采取相應的斗爭策略和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及廣大游擊戰士的英勇奮斗從而渡過了種種難關，使紅軍游擊隊得以保存，并有所發展，分散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達三年之久，為華中、華南地區人民進行抗日戰爭保存了骨干力量。
紅二、六軍團方面： 2月11日，《中央及軍委關于戰略問題給二、六軍團的指示》對軍事領導問題進行了指示：“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以賀、任、關、夏、蕭、王為委員，賀為主席，討論戰略戰術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
由于夏曦在湘鄂西蘇區任黨政軍主要負責人期間極力地推行“王明路線”犯了嚴重錯誤，給革命造下了重大損失。扎西會議決定黨性強、有軍事指揮才能、作戰經驗豐富、有民主作風的賀龍任軍委分會主席對糾正“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肅清其影響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軍事路線問題上，2月5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電》強調“堅持游擊戰爭”并且“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對紅二、六軍團和湘鄂川黔蘇區也有重大指導意義。2月8日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在遵義會議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強調在中央蘇區湘贛等全國各蘇區，“黨必須堅持對游擊戰爭的領導，以求得全國紅軍的一致行動與互相配合。”2月11日《中央及軍委關于戰略問題給二、六軍團的指示》詳細地提出：“總的方針是戰略防御而不是單純防御，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指示“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憊，于敵人離開堡壘前進時，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之”。
善打運動戰的賀龍在吃夠“王明路線”苦頭與六軍團會師后，與任弼時等指揮反“圍剿”斗爭取得不少勝利。但扎西會議精神和2月11日的指示對紅二、六軍團來說更是如魚得水，是指路明燈。全體指戰員有了正確的航向，在反“圍剿”戰爭中更有信心，更有力量。至1935年夏，兩軍團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先后與敵軍86個團激戰，大小戰斗30多次，占領7座縣城，殲敵兩個師又一個旅，斃傷敵1萬以上，生俘敵人8000人。湘鄂川黔根據地擴大至東西600余里，南北240余里，建立了10多個縣級政權，控制區域人口約200萬。紅二、六軍團發展到4個師、12個團、2.1萬余人，比會師時增加了約3倍；地方武裝近萬，吸引了20余萬國民黨軍隊在自己周圍，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紅軍長征。該蘇區的反“圍剿”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紅四方面軍方面：遵義會議以后，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曾電告四方面軍，中央紅軍決定“轉入川西”，“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軍給以配合，“集中紅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扎西會議決定暫緩執行渡江北上的計劃，黨中央乃于2月16日電告四方面軍，中央紅軍“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中革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令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配合中央紅軍“牽制金沙江沿岸川軍和駐黔東地區湘軍的行動”。
2月28日，中央書記處將《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的全部內容電告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及中央蘇區，要求認真貫徹執行。紅四方面軍配合中央紅軍新的戰略方針，取得嘉陵江戰役勝利，打亂了川、陜敵人的“圍剿”計劃，打開了與中央紅軍會師的有利局面。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中央紅軍長征從瑞金等地一路走來，艱難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減員過半。遵義會議挽救了危急關頭的黨和紅軍，但隨后的土城戰役并沒能讓中央紅軍擺脫被動挨打的命運。在這艱難時刻，黨中央作出了唯一正確的選擇——中央紅軍集結于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威信扎西，以尋求新的戰略機動，在威信境內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扎西會議。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來不及解決的重大問題，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黨中央把威信作為當時全國革命的總指揮部，開始紅軍長征以來，研究部署全國革命斗爭的首次會議，重新恢復黨中央對全國革命斗爭的領導；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完成了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轉折的一系列決策和部署，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時期，一步步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扎西會議，永放光芒！長征，從這里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