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穴能毀堤，群蝗能毀田。基層‘微腐敗’雖看似事小，但關系人心向背；基層權力雖低，事關執政之基。”談到云南省蒙自市新安所鎮5名鎮村干部違紀被查處，鎮紀委書記劉乙佑感慨地說。
2016年11月，新安所鎮原副鎮長何軍因騙取征地補償款、受賄問題，被開除黨籍；2016年12月，其因犯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23．69萬元，上繳國庫。其余4名違紀的鎮村干部也分別受到處理。
將錯就錯，打開貪婪的口子
新安所鎮因集鎮建設被國家住建部列為“全國五百家小城鎮試點，首批153家示范鎮之一”。集鎮建設的蓬勃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然而，建設過程中涉及的征地補償款卻變成了何軍等人眼中的“唐僧肉”，而其貪婪的口子，竟是從一次錯誤的征地面積計算打開……
2011年，在征地過程中，該鎮國土分局工作人員工作失誤，將莊區寨某村民0．04畝的征地面積錯算為0．4畝。發現這個錯誤后，時任莊區寨村小組組長鄧家應、村黨支部書記羅維昌向時任鎮國土分局局長何軍報告此事。
三人共謀后，將多計算面積中的0．26畝土地征地補償款3萬余元發放至鄧家應名下。隨后，鄧家應從此筆款中分給何軍1萬元。
東窗事發后，鄧家應、羅維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執紀人員坦言，鎮干部經常與村干部工作、生活在一起，如果他們相互串通，抱成一團，形成利益共同體，就會筑成“保護圈”，造成窩案、串案。“只要分贓保持相對平衡，就可能存在內部人不點破、外部人看不透、上級管不著的情況。”
一錯再錯，欲望成為脫韁的野馬
將錯就錯嘗到甜頭之后，貪腐的閘門打開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何軍內心的欲望成為了一匹脫韁的野馬。
2012年，何軍任鎮國土所所長期間，在某工程征地量地過程中，南屯一組小組長陳龍找到何軍，提出“爭取多量一點地”給他。二人商量后，由陳龍在該工程征地面積明細表中，虛構了沒有被征地的村民肖某某、楊某某、陳某某等的土地并上報，總面積為0．691畝，補償金為人民幣5．3萬余元。
陳龍領到征地補償款后，拿出2．6萬元給鎮國土所協管員史耀江，讓其轉交給何軍。何軍將其中6000元拿給史耀江，剩余2萬元占為己有。
貪腐“二人轉”給何軍、史耀江帶來了“甜頭”。二人一唱一和，盯上了在宅基地安置過程中的“好處”：通過中間人“笑納”感謝費。
2012年，由于公路建設需要征地，涉及的一戶拆遷戶有兩塊宅基地，但是只使用了一塊。了解到這一情況的史耀江萌生了一個念頭：“以拆遷戶的名義按照正常的手續將兩塊都報批，之后倒賣給他人，得到的好處大家同享。”
面對金錢的誘惑，何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有制止史耀江的想法和行為。事后，史耀江用紙袋子裝了5萬元現金送給了何軍，心照不宣地說：“這是宅基地的那事兒……”
2012年，某村民因宅基地上面有高壓線不能蓋房子，請何軍幫忙安排一塊好的宅基地，并示意“到時候會好好感謝的”。
何軍積極“匯報解決”，最終協調到了一塊滿意的宅基地，宅基地的主人約出史耀江，讓其把錢送給何軍表示感謝。“這樣不好吧？”“這是人家的一點心意。”客套之后，何軍心安理得地收下了3萬元感謝費。
執紀人員介紹，當聽到周圍有人因違紀違法受到查處，何軍也擔心過，還曾把收受的部分感謝費退還了當事人。可是，在“輕松賺錢”的利益驅使下，他抱著“自己被查到，就像中彩票頭獎那樣，概率幾乎為零”的僥幸心理，一步一步走向貪腐的深淵。目前，陳龍和史耀江先后被開除黨籍，涉嫌犯罪線索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鑄成大錯，悔之晚矣
何軍于1994年退伍后，在蒙自市多個鄉鎮國土所工作過，到新安所鎮工作后，先后任國土分局局長、國土所所長、副鎮長等職務。曾經何軍也是一名嚴守紀律規矩的黨員干部，工作兢兢業業，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職務的升遷，他逐漸放棄了學習，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
“總認為遵規守紀是職工的事，自己是領導干部，適當放松一下要求、適當自由一點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自己能把握住……”就這樣，何軍只知有權不知有責，忘記了自己身上的職責，潛移默化中對組織、對權力、對法紀、對人民的敬畏之心慢慢淡化，對上級指示精神視而不見，對領導講話充耳不聞，總覺得違規違紀的事與自己無關、跟自己無緣，從而放松對自己的要求，事實證明，放松必然導致放縱，放縱也必然會與紀律格格不入，與紀律格格不入也必然受到紀律的懲罰。
“這幾個月來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愧疚吞噬了我。作為一名領導干部，我忽視政治學習，放松要求，漸漸偏離正確的世界觀……”何軍在懺悔錄中寫道。然而，悔之晚矣。（何詠坤 尹崎 馬月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