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面鏡子。縱觀古代圣賢，老子、管子、李白、王夫之、范仲淹等等，無不具備了出眾的道德品質和才干智慧，是官民萬眾的道德和才智標桿。他們身上所折射的至公天下、甘守清貧、品德冠世、勇于擔當等廉政啟示，對當前黨風廉政建設有著深遠的借鑒意義，更是擔負著監督執紀職責的紀檢干部應當學習的典范。
執紀者當至公天下
《老子》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曰：“圣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說的就是圣賢的公心，小到一言一行的公道正直，大到“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終極理想。公是什么？對共產黨員來說，就是黨和人民利益，至公天下，就是要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對執紀者來說，最大的“公”就是黨的紀律和規矩，宣傳好、遵守好、維護好黨的紀律和規矩，就是至公天下。如何才能有發自內心的“公”呢？需要“終極理想”的信仰作為根本支撐！古之圣賢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終極理想，當今共產黨人的根本精神支柱就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因此，作為一名執紀者最首要和最根本的，就是牢固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執紀者當甘守清貧
唐代李白有詩：“古來圣賢皆寂寞”，南朝鮑照詩云：“自古圣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自古圣賢皆不慕富貴、淡泊功名，一心做學問、干實事，把所學貢獻于救苦救難、利國利民的事業當作最大的功名富貴，作為最高的人生價值。反觀古今貪官污吏，為官位苦心鉆營，為錢財費盡心機，把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當作唯一的人生價值取向。權位再高，終究有盡頭，財富再多，無人能永保，唯有品德事業可萬古長青、流芳千古，兩相對比，境界高下立判。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黨員干部中的執紀者，當有清醒的判斷和選擇，把心放事上，把事放心上，忘掉個人，忘掉私欲，為黨和人民的長久事業執好紀、問好責、把好關，為家庭和個人的長久幸福守好心、管好嘴、站好腿，之外的進退得失，當以順其自然的心態，相信組織自有安排。
執紀者當以德為先
明末王夫之有云：“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可見，圣賢的境界遠在豪杰之上，并且圣賢勝于豪杰的地方不在“功業”而在“品德”，道德修為本身就是最大的“功業”。西漢張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這句話就代表了傳統文化中經典的“政德觀”，在我國歷史上，注重修身立德、為官廉潔，是許多思想家倡導的政治主張，也是正直的士大夫終身恪守的為官準則，其中“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的諸葛亮、“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包拯、“三生不改冰霜操，萬死常留社稷身”的海瑞，都是耳熟能詳、婦孺皆知的完美“官德”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千古稱頌。己不正，焉能正人？今天，黨員干部中的執紀者，不僅是黨員干部中的一員，更應該是政治品德的“標桿”，理應在品德上、修養上、自律上“高人一等”，這就意味著不僅要守住黨的紀律這條“底線”，更要把理想信念宗旨這個核心價值觀的“高線”作為追求的標準，錘煉無可挑剔的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
執紀者當勇于擔當
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友共勉，清朝林則徐以“茍利國家生死己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自我激勵，無不體現了古人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闡釋了舍生取義、鐵血丹心、剛健勇毅的大丈夫品格。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四風”問題樹倒根在，腐敗和反腐敗呈現膠著狀態，開弓沒有回頭箭，不得罪腐敗分子，就要得罪13億人民。黨員干部中的執紀者，擔負著黨和人民交給的監督執紀問責的權力，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必須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踏石留印、抓鐵有痕，治病樹、拔爛樹，凈化彌漫在政治生態中的瘴氣，驅散籠罩在人們精神世界的濁氣，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步步引向深入。（會澤縣紀委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