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北郊的新繁東湖，山水佳絕，風光秀麗，自古被譽為“西蜀名園”，曾一度與武侯祠、杜甫草堂齊名，是川西文人雅集酬唱之地。
新繁東湖不僅景美，其人文沉淀更具況味。它是我國有遺跡可考的兩處唐代古典人文園林之一，也是唯一一處基本保存完好的唐代園林。著名園林學者汪菊淵教授認為，新繁東湖是一處具有很高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的古典園林，蘇州、揚州的園林皆晚于此，它能夠保存到今天，是中國園林史上的奇跡。五代宋初的孫光憲著《北夢瑣言》云：“新繁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也就是說，新繁東湖是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早年在新繁任縣令時興建的，出于對李德裕的尊重，后人也稱之為衛公東湖。
園內有一座三賢堂，至今保存完好。三賢堂是南宋建炎年間（建炎是宋高宗的年號，使用時間為1127－1130年），新繁知縣沈居中為紀念唐代宰相李德裕、北宋新繁知縣王益和北宋龍圖閣學士梅摯而修建的。三位先賢做人剛直不阿，為政可圈可點，深受后人敬仰。
一
李德裕（787－850），字文饒，唐代政治家、文學家，因被賜封為衛國公，又稱李衛公。他歷任監察御史、翰林學士、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中書侍郎等職。
在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六年，內制宦官，外復幽燕，定回鶻、削藩鎮、理財政，使“會昌之政幾致中興，蓋與姚崇相上下”，是一位有功于國的人。他很有軍事才干，用兵“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取得了收復幽燕、抗擊回鶻侵擾、討平澤潞節度使劉稹等勝利，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舊唐書》說，李德裕“銳于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他在潤州（今江蘇鎮江）為官時，發現當地崇巫之風興盛，百姓有病不問醫而是求神，更甚者“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任由病人自生自滅，其情實在悲慘。德裕欲移風易俗，請鄉里有見識的人，去各家各戶宣導巫祝不可信，倘有不聽從仍求神問藥、拋棄家人的，則繩之以法，如此“數年之間，弊風頓革”，百姓亦樂其美政。
李德裕曾擔任西川節度使，前任節度使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到任后，從保境安民入手，主持修建“籌邊樓”，將邊境形勢繪制成詳圖置于樓上，認真研究，從實際出發作軍事部署，并加強練兵、夯實城池，取得了保境安民的重大勝利，讓人民重新過上了幸福安穩的生活。
李德裕死后，后世對他評價甚高。唐代李商隱在為《會昌一品集》作序時將其譽為“萬古良相”，近代梁啟超甚至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并列，稱他是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
二
王益（993－1039），原字損之，改字舜良，因在朝廷作過殿中丞，又稱王殿丞。他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的父親。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益考中進士；天圣五年（1027），任新繁知縣，舉家搬到新繁，當時王安石只有6歲。
王益品格如荷花，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任職期間，整頓社會治安，減輕刑獄，同時大倡文風，大興教育，為當地培養人才。他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好事，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循吏。
有一年夏天，東湖水面開了并蒂蓮花，當地人認為這是文風興盛的祥瑞之兆。王益與民同樂，當場寫了長達32句的七言詩《東湖瑞蓮歌》，這首詩描寫了東湖荷花并蒂開的秀美景色，并且希望友人新科進士梅摯為國建功立業。
梅摯則和詩贊頌王益治理新繁功績：“自公柅車（柅讀nǐ，意為停止，古人常將新官到任稱為‘下車’）政克和，載途鼓腹騰謳歌。歌公用心日皎皎，不獨于今古應少。”詩的意思是自從王益來到新繁，全縣政通人和，沿路都能聽到對他的贊揚聲，這樣的清官不僅現在少有，古代也少有啊！
王益、梅摯蓮歌唱和，在文壇傳為佳話。后人為了紀念此事，便在東湖邊建了一座瑞蓮閣，從此荷花與清官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廉政的象征。
清光緒十年（1884），關西人段瑩任新繁知縣。他了解到這段史事，賦詩稱贊王益“德被繁江培學校”，使得當地“至今科第有余香”。
王益任職新繁后，梅摯是第一位進士，至此之后，新繁就成了進士的“專業戶”。宋代以降，共誕生40多位進士，至今亦人才輩出。古有元代良相張惠，明末清初學者費經虞、費密、費錫琮、費錫璜等，清代詩人楊宏緒、楊宏綱等，今有近現代教育家吳虞、吳君毅，生物學家張明俊，文學家艾蕪，戲劇家劉川、于英，航空機械專家周繼荃等，這些都表明了新繁文風厚重，民風淳樸，人民善于學習，東湖文化精神代代相傳。
三
梅摯（994－1059），字公儀，與前兩位不同，他就是新繁本地人。宋天圣五年考取進士，此后歷任殿中侍御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等職，還先后出任蘇州、昭州（今廣西平樂縣）、滑州（今河南滑縣）、杭州、江寧府（今南京市）、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等處的地方官。梅摯一生為官清廉，敢于直言上疏，宋仁宗褒獎他“言事有體”，即說話辦事很得體。
梅摯以學起家，以吏為業。他與大文學家蘇東坡交往甚密，蘇東坡稱頌他“骨鯁”。《宋史·梅摯傳》也說他“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跡如其為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為詩，多警句”。
梅摯愛憎分明。他愛壯麗的山河、勤勞的人民，憎恨官吏貪贓枉法、橫征暴斂、腐化墮落。在昭州為官時，他寫了政論文《五瘴說》。《五瘴說》是他有感于官吏貪贓枉法而寫的文章，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反腐檄文：
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幃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于土瘴，不亦謬乎！
這篇文章短小精悍，只有120字，言簡意賅地概括了與民爭利、刑獄不公、奢靡享樂、侵民斂財、作風不正等五種官場“瘴氣”，被譽為警醒為官之人的“官家藥石”，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宋代學者張邦基的《墨莊漫錄》、陳郁的《藏一話腴》都轉述并高度評價此文。郭沫若讀到《五瘴說》后，曾贊“梅公瘴說警人心”。
在今天看來，《五瘴說》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這千年前的政論短文，更可古為今用，成為黨員領導干部規范自身行為準則的一劑古方良藥。
念茲在茲，撫今追昔。東湖三賢的廉潔故事和清正廉明的精神，將滋養著我們的內心。東湖三賢傳古今，縷縷清風徐徐來……（楊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