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是以周代兩個諸侯國魯國和邾國（戰(zhàn)國時稱鄒國）為中心、以周代禮樂文化為主體、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當?shù)赝林鴸|夷文化而發(fā)展起來的區(qū)域性文化。與周秦時期其他的區(qū)域性文化，如齊文化、晉文化、燕趙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鄒魯文化堪稱一枝獨秀，不但孕育了儒墨兩大顯學，引領了百家爭鳴的時代潮流，而且還具有此后蛻變、上升為中國主流文化的內(nèi)在潛質(zhì)。
鄒魯文化源遠流長。公元前6世紀中葉，孔子誕生后不久，吳國人季札、晉國人韓宣子先后訪問魯國，他們以其所見所聞盛贊“周禮盡在魯”，對魯國保存的“樂”嘆為觀止。這時的魯國是名副其實的周代禮樂文化的重鎮(zhèn)。到了孔、孟生活的時代，鄒魯文化更是繁榮發(fā)達，獨步一時，天下領先。一大批“鄒魯搢紳先生”，如孔子、顏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時代前沿，招徒講學，著書立說。孔子的“仁愛”和墨子的“兼愛”，是鄒魯文化沃土培育出來的兩大愛的學說，與印度釋迦牟尼的“慈悲”并稱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幾乎同時迸發(fā)出來的三束人類之愛的光芒。孔子描繪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時間上領先于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一百多年，而在構(gòu)想上比柏拉圖的“理想國”更富有理想的神韻，兩千多年來引導和激勵著中國人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別創(chuàng)立了并稱“顯學”達兩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學派，揭開了諸子百家大爭鳴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內(nèi)部創(chuàng)立了影響深遠的思孟學派。孔門和墨門弟子眾多，來自四面八方，鄒魯成為賢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魯國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使這六部經(jīng)典成為數(shù)千年中華文化承上啟下的樞紐，被稱為“中華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學陸續(xù)編纂和創(chuàng)作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稱為“四書”，與《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并行于世。正因為如此，《莊子·天下》篇在敘說中國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演變時，充分肯定了“鄒魯搢紳先生”的歷史性貢獻。他們不但在歷史上開創(chuàng)并引領了一個諸子百家獨立思考、自由言說的時代，而且還把這個時代中國思想世界的中心舞臺轉(zhuǎn)移到了鄒魯一帶。
大道之行，行于鄒魯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濱。鄒魯文化的巨大成功，還孕育了另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奇跡：在中國歷史上，被中央政府認定并封為圣人、居文廟與學校（廟學合一）之上而享受“國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而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鄒魯，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鄒魯文化的非同凡響。他們之所以被尊為圣人，在于他們擁有極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學以致用，制作了“四書五經(jīng)”系列的中華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價值觀基礎，創(chuàng)立了人們觀察、分析、解決人生和社會基本問題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價值觀、思想范式是推動中華文明按其自身邏輯永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和基本規(guī)則。
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這五位圣人還有一項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們對堯舜以來優(yōu)良家學、家教、家風的傳承、弘揚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形成了只有在鄒魯才得一見的圣人家風。
鄒魯優(yōu)良家風，遠承虞舜首倡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風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幾代人培育的敬天、仁愛、讓國、勤儉、執(zhí)中等姬姓家風的熏陶，寓繼承于發(fā)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葉茂，源遠而流長。尤其是魯國立國之初，周公對其子伯禽的教導和訓誡，一篇見于《韓詩外傳》的“周公誡子”，其來有自，傳頌久遠。魯人仰慕周公之德，設家教，立家風，世代沿襲，形成為一項優(yōu)良傳統(tǒng)，在鄒魯一帶廣為傳承。降至春秋時期，鄒魯一帶的家風以好學、知禮為特點，成為當時遠近各地“聞其風而悅之”的家風典范。
在這樣一種文化大傳統(tǒng)和家風小傳統(tǒng)的背景下，孔子、顏子、曾子、孟子擁有最優(yōu)秀的家教。他們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喪父，全靠母親撫養(yǎng)、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這兩位偉大的母親先后獨自承擔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鄒魯家教優(yōu)良傳統(tǒng)，下啟鄒魯孔、顏、曾、孟四氏家風，其母儀千古的風范令人贊嘆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長。待到他們成家生子以后，必對慈母的家教有著強烈、深刻、鮮活的記憶，必將慈母的家教發(fā)揚光大于門庭之內(nèi)，再結(jié)合他們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風。顏子、曾子因為父親健在長壽，不走孔孟家風形成之路；他們二人情況類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門學習，直接受孔子的教誨和影響而形成各自的家風。顏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強的后起之秀，他們對于各自家風的貢獻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風由一則“庭訓”的典故可見一斑。孔子居家時，獨自一人站在庭中，兒子孔鯉從其身旁走過，孔子叫住兒子，問：學《詩》了沒有？兒子回答：沒有。孔子接著指教：不學《詩》，就不會談吐優(yōu)雅地講話。于是兒子回去學《詩》。隔了幾天，同樣的情景再次出現(xiàn)，孔子又教導兒子學禮，說：不學禮，就無法立足于社會。于是兒子回去學禮。孔子教導兒子學《詩》、學禮的家教案例，感動了弟子陳亢。陳亢原以為孔鯉畢竟是孔子的兒子，會有一些私下授受，真相卻是孔子對弟子和兒子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孔鯉和其他弟子完全一樣，并沒有多學些什么。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應，孔子后人從這則家教案例中提煉概括出了詩禮家風，世代發(fā)揚傳承，歷兩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顏子和他的父親顏路同是孔門弟子，父子二人共同培育了顏氏家風，而顏子的貢獻尤大。顏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修德、講學堪稱孔門楷模。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德行居首，顏子名列德行第一。顏子秉承師教，克己復禮，真正做到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知學、好學、樂學，不會因為生活窮困而失去學習的樂趣，連孔子都承認顏子好學超過了自己。修德、好學、守禮是顏子為人的三大特點，也是顏子奠定的顏氏家風的三個支撐點。顏子三十五世孫顏之推著《顏氏家訓》，將修德、好學、守禮的精神納入顏氏家訓，使其世代相傳，到明清時期就變成了復圣家風的內(nèi)核。
曾子的情況和顏子類似，也是父子同在孔門受教。父子二人共同開創(chuàng)的曾氏家風，以孝悌、修身、耕讀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稱，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孔子以為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yè)，作《孝經(jīng)》”。這說明曾子與孝道、《孝經(jīng)》關系密切，是孔門孝道的主要傳承者和發(fā)揚者。曾子重視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為其修身特點。曾子與父親務農(nóng)為生，一則流傳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傳說故事，說明曾家過的是睛耕雨讀的生活。后世人們津津樂道的耕讀家風，或許就創(chuàng)始于曾氏父子。
孟子是浸潤在母教的陽光雨露中成長起來的。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遷擇鄰”“斷機教子”等傳頌后世、膾炙人口的故事，被稱為“母教一人”。孟子的母親不像孔子的母親那樣三十幾歲就早早過世，而是活到了八十多歲；孟子成年后，母親也仍然能夠?qū)γ献拥娜粘Ｉ罱o予指導。孟子的思想理念以及他所開創(chuàng)的孟氏家風，無疑深受母親的影響。孟子主張人的一生應該進“禮門”，走“義路”，居“仁宅”，培養(yǎng)浩然之氣，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這是孟子開創(chuàng)的孟氏家風的基本內(nèi)涵。
孔子、顏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風，可以稱為圣人家風。但是，圣人家風不以富與貴的家境為基礎，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來自于普通的家庭。像孔子、孟子這樣幼年時孤兒寡母的單親家庭，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只要擁有良好的母教和家風，就有機會“下學而上達”，出類拔萃，成為優(yōu)異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賢成圣，光大門楣，他們的家風就直接轉(zhuǎn)換成了圣人家風。
孔、顏、曾、孟四氏圣人家風，由家學、家教而形成，極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領先性和示范性的特點。就其極高明而言，孔子、顏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風，形成了家學、家教、家風的完整序列，家風以家教為基礎，家教以家學為根底，成為后世孔、顏、曾、孟四氏后裔以及歷朝歷代名門望族效法的家風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風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卻不必來自家學。在傳統(tǒng)社會，不少父母有著嚴厲的家教，不但知道課子讀書，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識一字，也必須堂堂正正做人。這種缺少家學環(huán)節(jié)，僅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風，其實正是孔子、顏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實寫照。孔母、孟母、顏父、曾父無家學，有家教，這說明絕大多數(shù)的家庭可以“見賢思齊”，向孔、顏、曾、孟四氏家風看齊。事實也是如此，兩千多年來，圣人后裔不忘祖訓，名門望族和尋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風，以圣人家風為范本，培育自家家風，形成了無數(shù)的不同類型的優(yōu)良家風，傳承中華美德，作育優(yōu)秀人才，改良社會風氣，塑造禮義之邦。（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尼山學者 王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