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賀會見》 油畫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塔。
賀龍指揮部三樓窗口上的彈痕，工作人員用箭頭標出了彈痕的位置。
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
江西大旅社25號房間，周恩來曾住在此。（本文照片均由本報記者易舜拍攝）
賀龍：南昌起義跟黨走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鴻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一定是因為王勃的《滕王閣序》膾炙人口，外地人來南昌旅游，首選之地大多是滕王閣。站在今日的滕王閣上，俯瞰撫河水注入滾滾贛江，江對岸是紅谷灘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每到夜晚降臨，高樓大廈燈光閃爍，將半邊江水印上五光十色。
滕王閣巧妙地聯結了南昌的古代與現代，但忽然從古代的意趣躍入現代的風采，難免有些突兀，我們還須補上近代的奮斗這個至關重要的環節。我們的旅程，始于距滕王閣步行十分鐘的子固路165號。子固路165號原本是一所教會中學，而現在它是賀龍指揮部舊址。
1927年是中國革命的關鍵一年，也是賀龍人生大轉折的一年。在北伐戰爭中建功立業的賀龍，在面對國共合作破裂的局面時，毅然拋棄國民黨給他的高官厚祿，鐵了心要跟共產黨走。這年7月26日，賀龍率部從九江開赴南昌時，他剛剛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一職一個多月。7月27日部隊到達南昌后，第二十軍軍部就駐在今子固路165號，在此后的幾天時間中，這座建筑內醞釀著將在中國革命征程中留下巨大影響的事變。
7月28日，一位特殊的客人造訪了子固路165號，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到洪城第二天就會見了賀龍，告訴他南昌起義的計劃并向其征求意見，周恩來又以前委名義任命賀龍為起義的總指揮。賀龍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舊址內陳列了一幅《周賀會見》油畫，身穿藍色軍裝的賀龍居左，身穿白色襯衫的周恩來居右，兩人目光堅定地注視著前方，須知此時共產黨仍處于被國民黨反動派追殺的可怖境地，起義的前途亦未可知，但當游客們與畫面中的賀龍、周恩來對望時，總能感到希望與信心同在。
賀龍的信心來自對黨的忠誠，他已是鐵了心要跟黨走，但他一人的覺悟，并不代表他所領導的第二十軍全軍的覺悟。7月31日，在軍部的大禮堂內，賀龍發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講話：“國民黨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只有跟著共產黨，中國革命才有希望，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現在要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武裝暴動，解放人民；我已經下決心跟黨走了，愿意跟黨走的，可以留下繼續一起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隨后，賀龍宣布了作戰命令。
大禮堂至今保存完好，敵軍給這座小樓三樓最右邊的窗口留下的三處彈痕也保存完好。按照部署，賀龍所部第二十軍的一個重要進攻目標是一街之隔的敵軍指揮部。1959年1月，賀龍和夫人薛明重訪故地時，賀龍曾仔細查看留在窗口的彈痕。六十年過去了，今天再度查看時，工作人員已經細心用箭頭標出了彈痕的位置，耳邊仿佛傳來敵我雙方激戰的喊聲，重返歷史現場的魅力大抵就在此。
嚴格說來，指揮南昌起義時的賀龍盡管在思想上入了黨，但還不能算是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9月，在起義軍南下到達瑞金時，賀龍經周逸群、譚平山的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舊軍人向共產主義戰士的轉變。
楊慶蘭：艱苦行軍在山岡
1926年南昌設市，一年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八一”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符號、最寶貴的文化資產。從賀龍紀念館步行到最近的地鐵站，只需乘坐一站就能到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再乘坐一站就到了南昌城的中心——八一廣場。
八一起義紀念館的小院子中，有一座1924年建成的外觀相當氣派的建筑——江西大旅社，這是當時江西最豪華的賓館。進入江西大旅社舊址，鐫刻著“軍旗升起的地方”七個大字的石碑映入眼前。賀龍率部到達南昌后，第二十軍第一師旋即將江西大旅社包租下來。大旅社分為四層，內部呈回字形，讓人想起了南方人家的天井。在一樓的喜慶禮堂中，1927年7月27日，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正式成立，周恩來任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二樓以上是客房，周恩來曾居住過的25號房間如今按原樣陳列展示。
在江西大旅社舊址后，矗立著2007年建造的八一起義紀念館，紀念館外墻上綴滿了五角星。南昌起義計有兩萬多人參加，但留下姓名的只有1042人，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而能夠了解到其參加革命心路歷程的英雄更是少而又少。
然而，我們竟有幸了解到一位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女兵的故事。她的名字叫楊慶蘭。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為了培養國民革命人才，1926年秋在武漢創辦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我們熟知的惲代英擔任這所學校的政治總教官。這所學校的特別之處是招收女生，楊慶蘭就這樣成為了在當時相當罕見的女兵。1927年5月，楊慶蘭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就在一個月前，蔣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武漢當時雖在汪精衛的控制下，但到7月中旬也露出了其猙獰面目。就在7月末，楊慶蘭等人按照組織的安排，由武漢乘船去南昌參加起義，行至九江時，已經得到南昌起義的消息，去路受阻，一行人輾轉才與從南昌南下的起義部隊會合。
楊慶蘭被分配到賀龍所部第二十軍第三師從事宣傳工作，第三師師長正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周逸群。在暑熱的南方行軍本身就是一項大考驗，更何況楊慶蘭也同男兵一樣，身負五六十斤的武裝，楊慶蘭日后寫道，他們就這樣“每日多在山路崎嶇中行進五六十里，由于反動派的反動宣傳，沿途居民多逃避一空，有時連水也難以喝上。饑渴疲病交加，不少戰士不是倒下，就是掉隊，甚至逃跑了。這給起義軍帶來了極不利的影響。于是上級又把我們當作行軍鼓動隊。我們忍受饑渴和疲勞，編歌曲、喊口號，激勵戰士為革命、為打倒反動派‘加油、加油勁’。”
革命隊伍中的女兵必須是多面手，宣傳、醫療、后勤都要能上手。1927年8月24日，起義軍先頭部隊行至贛州會昌時，與蔣介石親信錢大鈞所部敵軍遭遇，由于主力部隊夜晚行軍迷失道路，遲遲未能開赴戰場，先頭部隊寡不敵眾，遭受重挫。這天下午大約一點鐘，一位戰士的左腿中了兩彈，眼見敵軍搜捕迫近，他匆忙脫掉身上的制服，滾下山坡跌入了一條深溝，腿上的血染紅了溝水，他迅速用血抹紅自己的身體，屏住呼吸等待著敵人，也許是死，也許是僥幸得生。萬幸的是，他成功蒙騙了敵人，又躺了兩三個鐘頭，起義軍反攻至此，楊慶蘭也在這支隊伍中，發現了身負重傷的士兵，將他背回了營地。會昌戰役是起義軍南下取得的最大勝利，殲敵五千多人，而楊慶蘭救回的那位士兵，以超乎尋常的頑強，賡續了自己的革命征程，他時為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一營營長——陳賡。
革命自然不只是男人的事，也是女人的事，紀念館中那張寶貴的女兵合照就是明證，這張照片中應該會有楊慶蘭吧。革命也不只是為了主義為了真理為了國家與民族愿意奉獻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的革命者的事，也是整天圍繞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普通百姓的事，紀念館中有江西民眾慰勞前敵革命將士委員會捐款給起義軍的收條與回信為證，大敵當前，雖不能上戰場，但普通百姓也盡力為克敵制勝出力。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興衰，民族沉浮，關乎我們每一個人。
何士德：譜寫催人奮進曲
南昌是一座注定要在人民軍隊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城市。南昌城中除了如今游客必訪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外，還有一座紀念館并不被大家所熟知。象山南路119號，這里是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1938年1月6日至4月4日，新四軍軍部在此正式對外辦公。
軍部舊址最初是北洋軍閥張勛的公館，斗轉星移，昔日軍閥起居宴饗之所已變成了人民軍隊的辦公之地。舊址是一座別致的兩層磚瓦樓房，一樓是軍部各部門辦公的房間，二樓是葉挺、項英、曾山、張云逸、鄧子恢等首長的房間。
雖然新四軍軍部駐在南昌的時間僅有短短的三個月，但卻是新四軍軍史上的關鍵時刻。1937年7月，日寇發動盧溝橋事變，全國抗戰爆發，國共二度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談判，陜北的主力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南方八省的紅軍與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新四軍的組建工作尤其復雜，南方八省的紅軍與游擊隊高度分散，基本分布在山中，通訊、交通都極為不便，經過艱苦的談判與斗爭，到1938年3月，新四軍組建工作完成，而完成地點就在南昌。組建工作剛剛完成，新四軍立即開赴皖南抗日前線。
想來在這三個月中，南昌新四軍軍部中應該群賢畢至，下山前來洽談改編事宜的紅軍領導人與要求上前線打鬼子的熱血青年匯聚一堂。1938年1月，軍部接待了一批來自上海的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音樂家，一位風度翩翩的音樂家何士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被分配到江西省青年服務團一大隊工作，為了擴大抗戰宣傳，“用抗戰歌詠武器把南昌團結抗戰的空氣活躍起來”，1939年2月26日，南昌城內舉行了一次抗戰歌詠大游行，“游行的隊伍如長長的巨龍”，何士德站在一輛卡車頂上，揮舞著一根長長的指揮棒，指揮萬人隊伍合唱：前進，中國的青年！挺進，中國的青年！
1939年的何士德是個29歲的熱血青年，國仇家恨縈繞在心頭，不以歌詠，何以明志？29歲的何士德用這股青年人勢不可擋的銳氣，為《新四軍軍歌》譜曲，配上陳毅的詞作，這首軍歌唱出了一個時代的意志與宏愿：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斗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勛。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獲得豐富的斗爭經驗，鍛煉艱苦的犧牲精神，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一貫堅持我們的斗爭！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我們的旅程就結束在這慷慨激昂的旋律中。我們的旅程是尋訪南昌城中紅色足跡的旅程，也是在英雄城中發現英雄、景仰英雄的旅程。何謂英雄？立大志、歷極難、成偉業者自然是英雄，而我們普通人若能常有一顆正直的心、常為端正之事，不負家與國，亦不負自己，也可稱得上平凡英雄。（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