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濫觴于先秦，成熟于唐宋，完備于明清。秦漢之際，在中央有御史大夫、司隸校尉，在地方有郡御史、刺史，為了使監察權的行使有章可循，漢朝立法達人還專門制定了《監御史九條》、《刺史六條》這樣的監察法規。經過兩千余年的沉淀、積累、變革，明清之際的監察制度集歷代之大成，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
明朝建國之初就特別重視監察制度建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太祖朱元璋出身窮困，因此對昏聵貪婪之官的痛恨要比常人更猛烈一些。這位殺伐果斷的太祖皇帝和他的子孫們不遺余力地握緊“以猛治國，重典治吏”的方向盤，當然，用力過猛，過于重懲輕教，忽視固本清源，反腐成效不見提升，由是官員數量驟減，一些官員不得已一面身披夾拷戴罪，一面署理政務坐堂問事，這成為明代最為奇特的現象。
朱元璋的嚴刑峻法被后來的子孫給擱置了起來。懲邪反腐還是要靠制度的力量，思想的感化，在這一點上朱元璋及其繼任頗有建樹。具體做法為：織密監察網絡，保持監察權的獨立性，加大監察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明朝在權力構建上把監察官員的主責主業擺到主要位置，一方面將原御史臺改為都察院，這樣就讓唐宋時期御史朝會、祭祀、禮儀的事務減弱，使監察糾劾的業務能力提升了。都察院之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一十人，這些人與都察院的領導有上下級之名，無領導與被領導之實，并擁有直接給皇帝寫信糾彈的權力。他們如候鳥一般，每到一定的季節時日，由兩京出發，往來于祖國的天涯海角；當然，為防止借出差之機繞道旅游等違法現象發生，明朝對出差時間、路線都做了嚴格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巡視巡查制度功效發揮到了極致。清代彈詞《孝義真跡珍珠塔全傳》的主角方卿便以“八府巡按”放任，這個看似威猛高大的官職，原型是各道派出的巡按御史，只是個品秩七品的芝麻小官，不過在百姓心中，常被視為清廉耿介、代民伸張正義的名片，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明清之際監察官員“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仿漢、唐事例，與都察院并行設置獨立并行的六科給事中，這是個天才的創舉，他的重要職權是封駁六部文書，對朝政拾遺、補闕，即便是皇帝的命令，只要認為不是合理行政、合法行政就原封不動地給你退回去。通政使司、提刑按察使，早期的巡撫和早期的總督等都有監察的職責，但只是副業兼職，嚴格意義上來講，都察院與六科給事中才被稱為真正“風憲”衙門，履行監察主業。
明朝的監察制度為保障社會生產發展，政治清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軟肋亦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監察官員可以風聞奏事，而且還不用負責，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無限放大了監察權，導致了監察權的濫用及嬗變；另一方面，監察體系中臺、科分離，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都察院與十三道監察御史領導弱化并可相互糾舉，往往造成相互牽制乃至對峙，有時候還會給朋黨以專營的機會，淪為權力斗爭的工具，監察功能因內耗而削弱。
清朝建立后，對明朝監察制度在大部分上繼承，在小部分上改革。勤勉敬業的雍正皇帝胤禛將六科給事中合并于都察院，科、道之間相互配合補充，優化了領導機制和監察力量——但實質上也剝奪了六科的封駁權。因為要長年對西北用兵，軍機處就成了實質上的最高軍事、行政機關，雍正及其繼任由此發明并愛上了的密折奏對，既然核心要義是保密，六科給事中自然無法知曉，封駁之權也就名存實亡了。在此之外，清朝還在一些重要行業、重要事件、重要節點設立監察御史，比如有巡鹽御史、河道御史，鄉會試科舉考試要派駐監察御史。
在制度運行、權力構架發展到時代的峰值時，要確保監察權力得到有效的運行，關鍵在人。明朝皇帝宣宗朱瞻基就一語道破監察官員銓選的重要意義，“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國家綱紀之任，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用非其人，則百職怠馳，小人橫恣”。監察隊伍的建設關乎監察質效的優劣，因此在我國古代，尤其是明清之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選任成監察官員的，其銓選苛刻嚴格，令人望塵莫及。
處于第一位的就是思想政治一定要堅定，道德操守一定要清白，通俗來說就是對上忠誠敬畏，對下清廉耿介，朱元璋在這一點上的態度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凡任風憲者，宜以公正為心，以廉潔自守。” 這樣的要求在工作履歷中亦有體現，如果說你有降級，革職等處分，三年考滿考評末等或者曾經在被監察體系掃地出門這些劣跡的話，那就對不起了，想到風憲衙門任職，成為人見人愛、人人喜歡的“霜臺”，那就只能等下輩子了。因此，歷來操守清廉的明代清官海瑞就被破格提拔為右僉都御史，加入了光榮的監察隊伍，康熙年間理學儒臣陸隴其潔已愛民，離任時惟圖書數卷及其妻織機一具，由此被推薦擢升為四川道監察御史……
其次就是工作才干要強，經驗要豐。凡是貪腐奸邪之人，必定狡詐圓滑，在這樣的對手面前，如果讓一個剛剛步入社會、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來監督他，監察成效令人擔憂。朱瞻基對監察隊伍銓選的重要原則是“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后來，康熙皇帝玄燁又做了進一步解釋：“考選給事中、監察御史，以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中書科中書、行人司行人歷俸二年者，及在外俸深有薦之推官、知縣考取。若遇缺急補，間用部屬改授。”在監察官員的選任上注重工作經驗和基層工作經歷，嘉靖朝的鄒應龍，康熙朝的郭琇、彭鵬等人都是在崗位工作表現突出，或在基層一線摸爬滾打之后才被選任為監察官員的。后來鄒應龍挑戰權臣嚴嵩、嚴世藩父子，他的英勇事跡被編成了京劇名段《打嚴嵩》，為百姓津津樂道，郭琇揭開了明珠丑陋奸邪的一面，吹響了清算索、明兩黨弄權的號角，彭鵬的事跡在清末被寫成了長篇公案小說《彭公案》。
最后還有一些補充性的要求，比如對學歷的要求，朱棣規定，“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官，宜用有學識通達者。”可以試想，讓大字不識幾個，缺乏遠見卓識的糊涂人來做皇帝的耳朵和眼睛，國家前途命運可想而知。科舉正途出身這是銓選監察干部的硬門檻，歷來被譽為“清華”的翰林一般都是要往內閣中樞培養的，內閣中樞就那么三五個人，剩下的翰林會有一大批補充到監察系統上來，因此監察官員又被稱為“清望之官”，據《國朝御史題名》記載，清朝兩千余名漢族監察官員，科舉正途出身的高達百分之九十五，擁有進士學歷的百分之八十。比如回避的要求，假如你的親人家屬、門師同科等這些比較密切的人在京城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員，或者在地方被任命為督、撫一級的大員，那么恭喜你，由于你親近的人在你的重要監察序列，基于回避原則，你自動喪失了銓選的條件；假如你在部院有其他職務，那么就得給你出道選擇題，兄弟，要么獨來此處走我們監察的獨木橋，要另尋他處走你的陽關道。
古代監察官員較其他官員而言，面對著極具尷尬艱險的境地，在入職門檻要求高，責任能力要求強，工作處境比較差的現實下，還要時刻面對被腐化、窺視、圍獵的風險，還要面對得罪權貴，遭受打擊報復的可能。總的來說，做監察官，既勞累又危險，但我國古代監察體系中卻涌現了一大批勇于任事、直言敢諫的模范監察官員，他們在緊要關頭、危難時刻挺起了脊梁，演繹了一幕幕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為揪出閹黨禍亂，明代左副都御史楊漣被殺，據說死前被閹黨施以酷刑，把鐵釘往耳朵釘，至今讀到楊漣獄中留下的“血書”絕筆，常常潸然淚下；左僉都御史左光斗被殺，其兄受到株連致死，母親悲痛致死，族人十余人被捕…… 清代陜西道監察御史曹錫寶參劾和珅家奴劉全遭革職罷黜，抑郁而終；江南道監察御史錢淬彈劫山東巡撫國泰，因和珅等權貴斡旋遭到斥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監察”一詞，自襁褓搖籃之日便注定了它的前程遠大而旅途艱辛，即使在那危機四伏，搖搖欲墜的夜晚，這些閃耀于歷史星河的監察官員依然堅守良知與忠誠，前赴后繼，代代傳承，這依賴于中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對廉潔、公正、職責的價值取向，這也依賴于我們的先人們對國家監察權力量歷來重視的政治思維，以及監察權力架構建設、制度制衡設計、人才素質培養的優勢。（陳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