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武帶著自己整理的兵法拜見吳王闔廬，吳王為試驗兵法效果，召集百余名宮女，請孫武指揮演練。孫武“三令五申之”，不料宮女們卻視號令為兒戲，哄堂大笑。孫武“復三令五申”，宮女們又一次大笑。于是，孫武果斷將擔任左右隊長的吳王愛姬處以斬首之刑。此后再次擊鼓傳令，宮女們再不敢視為兒戲了。
成語“三令五申”，即由此而來。盡管只是一次演練，盡管只是一群宮女，盡管吳王派人來講情，孫武卻堅持依令而行、申明約束。因為他明白，法令之堤固于嚴而潰于散，而所謂的“嚴”，關鍵就在于“無差別對待”。如果有人肆無忌憚地凌駕于法令之上，就會出現“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的局面。
自孫武斬吳王愛姬的“千古一刀”之后，還有司馬穰苴斬殺齊景公的寵臣莊賈。由此觀之，令出必行、違令必究，不徇私情、不打折扣，才能起到強烈震懾效果，維護法令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事實也證明，這種“法令一出，吏士無違”的鮮明導向，為孫武所在的吳國、司馬穰苴所在的齊國走向強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應當承認，不徇私情、堅決執行法令，是需要很大勇氣和魄力的。諸葛亮自貶三等、岳飛杖責岳云、鄭成功毅然斬叔……正因為他們敢于板起臉來、狠下心來作出示范，不僅增強了法令的權威性，也樹立起自身的剛正形象，最終成就了不凡的事業。
令出必行是常理，但自古至今，有令不行之人一直存在。《明史·宣宗本紀》記載，明宣宗為減輕百姓負擔，下詔要求對所有的官田收稅時“十減其三”。然而對這道詔令，“戶部皆不行”，導致宣宗大怒，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毛澤東同志讀了這段后寫下批語：“今猶存此弊。”他還曾在一篇黨內通訊中批評一些不服從命令的中層干部：“上面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
時至今日，這個“危險之至”的問題仍然不容小覷。對黨中央的三令五申，仍有少數黨員干部視若無睹、充耳不聞。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搞斷章取義、擅做取舍，有的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凡此種種，讓中央的一些決策部署難以落地，不僅阻礙了事業發展，也損害了黨的形象。
法規制度的生命力，歸根結底在于執行。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對黨中央、上級黨組織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執行或者執行不力的，應當從重或者加重問責。這也再次棒喝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該醒醒了！
執行力的提升，離不開每名黨員干部的自覺踐行。只有增強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拿出令出行隨、毋有所遏的實際行動，認真執行每一項政策、積極做好每一項工作，才能在新時代交出自己的合格答卷。（魏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