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李某，女，中共黨員，某區發改委副主任。2016年9月，某市政工程公司為承接轄區道路排水工程項目，請托李某給予關照，李某通過該區副區長趙某分管市政工程建設的職務行為，使該市政工程公司在投標過程中謀取競爭優勢，并順利中標。為表示感謝，該市政工程公司送予李某好處費50萬元。經查，李某與趙某系情人關系，趙某對李某收受該筆50萬元的行為不知情。
【分歧意見】
對于該案例中李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主要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作為某區發改委副主任，在接受某市政工程公司請托后，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趙某）的職務行為，為該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屬于斡旋受賄行為，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與趙某系情人關系，屬于趙某“關系密切的人”。李某接受某市政工程公司請托后，利用其情夫趙某的職務行為，為該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屬于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應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評析意見】
筆者認為，對于案例中李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總體應當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視具體情況而定。如果李某利用了其本人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從中斡旋，通過趙某的職務行為為該市政工程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應認定成立受賄罪；如果李某利用了自己作為趙某的情人關系，通過趙某的職務行為為該市政工程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則應認定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但就本案例而言，筆者認為宜認定李某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現結合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構造，對如何在實踐中區分兩行為，以及兩行為存在交叉、競合時應如何認定，作簡要分析。
一、認定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實質是對“影響力”的界定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關于兩罪名的規定，斡旋受賄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財物。同時，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也將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近親屬、關系密切的人實施上述行為納入規制范圍之內。（下文僅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關系密切的人作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進行論證）
從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來看，兩罪的構造有相似之處，不同點在于，斡旋受賄中，行為人利用的“影響力”是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行為人利用的“影響力”是其作為被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的身份。因此，區分行為人構成斡旋受賄還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關鍵便是看行為人利用了何種“影響力”。詳言之，如果行為人利用的是“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應認定構成斡旋受賄；如果行為人利用的是“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的人的身份”而實施的上述行為，則應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二、“影響力”存在交織、競合時，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準確界定兩種影響力的作用大小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確定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基本原則，強調在認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要考慮犯罪的主、客觀兩個方面，并注意二者是否統一于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此原則有效防止了對行為人進行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的風險，使刑事責任的追究更趨合理。在對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進行界定時，大多數情況能夠依據犯罪構成的主、客觀兩方面對行為的性質進行準確認定。但在個別情況下，行為人存在著既利用了其“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又利用了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身份”的情形。對于此兩種影響力交織、競合的情況，在認定時應當如何把握？對此，筆者認為，在具體認定時應當看兩種影響力中的哪一種起到了主要作用，如果是其“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起主要作用，則應認定為成立斡旋受賄；如果是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的身份”起主要作用，則應認定為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當然，要想準確界定哪種影響力起了主要作用，需要結合具體的案例進行分析。就上例來看，李某系趙某的下屬，同時二人系情人關系，其通過趙某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利，是利用了其二人的工作關系（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還是利用了其二人的情人關系呢？常理來講，一般應當是基于二人的情人關系，或者說主要是基于二人的情人關系，趙某才可能按照李某的要求，通過個人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此，上例中，根據現有證據，李某主要是利用了其作為趙某情人這一影響力，宜認定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三、在兩種“影響力”確實難以準確區分時，應依據存疑有利于被調查人的原則，認定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是我國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反映在監察調查工作中，即應為“存疑有利于被調查人原則”。其基本內涵為，在對事實存在合理疑問時，應當作出有利于被調查人（被告人）的認定。依據該原則，調查人員在開展調查工作中，對于案件事實存疑時，應當作出有利于被調查人的認定和解釋。結合所探討的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來看，行為人在實施相關犯罪行為時，是基于“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還是基于“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的身份”存疑時，應當依據“存疑有利于被調查人原則”，作出有利于行為人的認定。因此，在兩種“影響力”存在交織、競合，難以準確區分時，應當認定行為人利用了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的身份”實施相關犯罪，即認定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四、需要說明的兩個問題
1、上例中，假設李某并非趙某“關系密切的人”，李某作為區發改委的副主任，趙某作為副區長，其二人雖是上下級關系，但李某屬于趙某的下級，李某利用趙某的職務行為，并非利用了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不屬于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規定，不能認定為普通受賄行為。而僅能依照《紀要》關于“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規定，即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認定李某成立斡旋受賄。但如果是趙某通過李某的職權實施相關行為（上級利用下級的職權），則符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規定，應認定成立普通受賄。
2、上例中，由于趙某對李某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不知情，故趙某不成立受賄犯罪。但趙某的相關行為可能成立濫用職權罪。（李丁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