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賴某，中共黨員，某區人力社保局黨組副書記、局長。2015年，賴某明知轄區J公司安置的下崗職工數未達到減免企業營業稅的標準（根據當地規定，下崗失業人員占職工總數60％以上的企業，可獲得稅費減免），仍幫助J公司偽造了職工失業證47份，使該公司滿足了減免稅費的條件。其后，稅務機關免征了J公司2014-2015年度的營業稅及附加稅費共計225萬元。另查明，如果按照J公司申報減免時的標準給予稅費減免，則實際應當減免稅費55萬元。但稅務機關工作人員在具體辦理的過程中，收受賄賂，徇私舞弊，故意按照已失效的、較高的標準核定稅費減免金額，致使J公司的稅費減免額度達225萬元。
【分歧意見】
上例中，對于賴某構成濫用職權罪不存在爭議。但對于賴某的濫用職權行為與多少損失額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卻爭議較大。主要有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賴某的濫用職權行為與225萬元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理由是，下崗人員占比是企業申請減免稅費的唯一條件，沒有賴某幫助偽造失業證的行為，就沒有稅費被騙的后果。賴某的行為是后果的必要條件且起關鍵作用，據此應當認定賴某對225萬元的經濟損失負責。
第二種意見認為：賴某的濫用職權行為僅與55萬元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其不應當對超出的金額負責。理由是，賴某的行為雖然是225萬元稅費被騙取的必要條件，但超標準違規減免稅費是稅務機關瀆職行為的直接后果，因此，將正當標準以外的違規減免稅費的金額歸咎于賴某的行為不具有合理性。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F結合上例，對如何在實踐中認定瀆職犯罪中的因果關系作簡要闡述，并對上述案例作簡要評析。
一、堅持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相區分的判斷標準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理論中較為復雜的一章，目前關于因果關系有多種學說，但不論何種學說，對因果關系討論的目的均是從事實層面的諸多原因中尋找出法律意義上可追責的原因，即找出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進行歸責。由此，對刑法意義上因果關系的判斷離不開對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同時，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有其所特有的性質及判斷標準。因此，在因果關系的判斷上應當堅持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相區分。那何為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因果關系？簡單來講，事實因果關系就是指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起到促進作用的所有因果關系（一般排除刑法上無意義的行為），是一種事實判斷；法律因果關系則是指能夠納入刑法評價的，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法律意義上可歸責的因果關系，是一種價值判斷。事實因果關系是法律因果關系判斷的基礎，在具體認定中，應當首先對事實因果關系進行判斷，從客觀事實的聯系方面劃定造成損害后果的原因范圍，進而篩選出對危害結果起決定作用、關鍵作用的行為作為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并以此作為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
二、對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
事實因果關系是研究因果關系問題的基礎，如果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在客觀上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則無須進入對法律因果關系的判斷，可以直接排除追責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刑法所懲罰的行為系危害行為（實行行為），因此，在劃定事實因果關系的范圍時，應當將刑法上無意義的行為予以排除。如上例中，減免稅費的申報行為、相關領導的簽批行為等均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行為。對事實因果關系的具體判斷應當遵循“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的條件說標準，即只要前面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的關系，則可將其納入考慮范疇。
三、對法律因果關系的判斷
法律因果關系是因果關系問題核心，是解決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問題的依據。對法律因果關系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為對法律因果關系的判斷提供一個可操作性標準，國內外學者提出了相當因果關系說、合法則的條件說、客觀歸責理論等。相關學說在對因果關系的認定中雖各有特點和優勢，但在筆者看來，仍不能很直觀、明了地指導實踐。筆者在借鑒上述因果關系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瀆職犯罪的特征，認為應當從形式的符合性、介入因素的關聯性兩方面對瀆職犯罪的法律因果關系進行判斷。
1.形式的符合性標準。瀆職犯罪作為法定犯，其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都應當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應蘊含在法條之中。因此，通過刑法條文的具體規定，我們首先可以在形式上判斷瀆職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符合法條所預設的因果關系類型。當符合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出現時，如果瀆職行為符合法條規定的行為樣態，那么就可以從形式上被認定行為與危害結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當作為構成要件的結果“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出現時，凡是存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的行為，都可以在形式上被認定為與結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2.介入因素的關聯性標準。瀆職犯罪因果關系判斷的難點在于通常要摻雜對介入因素（主要是第三人行為）的判斷。一般來講，對介入因素的判斷應當考察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介入因素的異常性程度；第二，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大小；第三，介入因素是否屬于行為人的監管范圍。在具體判斷時，必須對上述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因為單個方面的內容并不能必然中斷因果關系，如介入因素雖然異常，但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很小，則不能中斷因果關系；同樣，對結果起重要作用的介入因素，如果在行為人的監管職責范圍內，也不能中斷因果關系。只有行為人監管范圍之外的異常性介入因素，并合乎規律地引起了危害結果的產生，才能夠中斷行為與介入因素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案中，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行為系異常介入因素且在賴某的監管范圍之外，該行為對J公司的超標減免稅費具有決定作用。因此，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行為中斷了賴某的行為與超標準減免稅費這一結果的因果關系，賴某不對超出55萬元的經濟損失部分負責。（李丁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