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火某，中共黨員，A市市委書記。趙某，私營企業主，與火某存在長期利益輸送關系。2016年初，趙某以資金緊張為由，請求火某幫忙借款。火某得知A市交通局下屬的交通投資公司（簡稱“交投公司”）有閑置資金，遂指使A市交通局長兼交投公司董事長方某盡快出借資金給趙某使用。此后，三人多次就借款數額、方式及進展情況等進行商議。為掩蓋事實真相，方某與下屬的某縣交通局長杜某、某縣工業集聚區管委會主任李某等人商定，通過多家單位之間簽訂借款協議的方式，將公款5000萬元由交投公司出借給趙某實際控制的公司。隨后，交投公司與縣交通局簽訂《資金使用協議》。2016年10月31日，交投公司向縣交通局轉款5000萬元。同日，縣交通局與縣工業集聚區管委會簽訂《借款協議》，將該5000萬元轉給縣工業集聚區管委會。同日，縣工業集聚區管委會又與趙某實際控制的公司簽訂《借款協議》，并于11月1日將5000萬元轉給趙某實際控制的公司用于企業經營。2017年8月，“借款”到期后，趙某及其公司除歸還縣工業集聚區管委會100萬元外，其余本息至案發仍未歸還。
【分歧意見】
對火某未利用自身職務便利，而是通過其他具有職務便利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挪用公款，以單位名義借給私營企業主的行為如何定性，主要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火某作為市委書記，不具備直接管理、經手、支配交投公司公款的職權，不能認定為挪用公款。由于火某超越職權，指使市交通局長方某違規行使職權，導致出借的公款無法收回，致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應認定為濫用職權。
第二種意見認為：火某因與趙某存在長期利益輸送關系，在趙某提出“借款”要求后隨即應允，并向方某表明挪用公款的犯意。后經三人合謀，由方某具體實施，以單位名義將公款借給趙某公司用于經營，火某從中謀取個人利益，三人構成挪用公款的共犯。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火某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如下：
一、從主觀犯意分析，認定火某構成挪用公款罪更為準確
濫用職權罪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屬于結果犯。挪用公款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出于一定目的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屬于行為犯。二者均屬于職務犯罪，而且在實踐中，挪用公款行為往往與濫用職權行為相伴隨，挪用公款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濫用職權行為。
區分兩罪的關鍵在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過程中，其犯意是基于法定程序中職務行為行使的違規違法性附隨產生的，還是基于其他特殊、具體的動機直接產生的；刑法處罰的對象是犯意支配下造成的結果，還是犯意引發的行為本身。濫用職權罪的犯意往往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導致的后果通常帶有偶然性，行為人往往只是預見到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但并不是積極追求結果發生。而挪用公款罪的犯意指向性較為特定，目的是直接的、具體的，行為人對挪用公款這一犯罪結果也是積極追求的。
本案中，火某的犯意內容是認定構成挪用公款罪或構成濫用職權罪的關鍵點。火某與趙某長期存在利益輸送關系，二人合謀后，決定由火某出面通過相關部門或單位“拿錢”，解決趙某資金短缺的問題。為此，火某多方尋找籌款渠道，最終將方某管理的交投公司作為籌款的源頭，所以火某的犯意是直接的、明確的、具體的，其在主觀上突顯出明確的導向性，直奔挪用公款的主題而去，而不是在履職過程中超越其市委書記的職權，或不正確履行職權的問題。所以認定火某構成挪用公款罪更符合其主觀犯意的本質特征。
二、從共犯角度分析，認定火某構成挪用公款罪更為準確
1.火某、方某、趙某三人具備挪用公款的共同故意。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案件中，必須把握三個要件：第一，主體方面必須具有兩個以上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且至少有一方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第二，主觀方面各行為主體具有挪用公款的共同故意；第三，客觀方面各行為主體實施了利用其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挪用公款的行為。本案中，火某、方某、趙某均知道自己是在實施挪用公款的行為，且相互之間知道是在利用方某的職務便利共同實施挪用行為，而且三人對侵犯公款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的后果都持積極追求的心態，符合共犯構成主觀要件。
2.火某、方某、趙某三人共同出謀策劃，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解釋》）第八條規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處罰。”該解釋規定了使用人與挪用人構成共犯的情況。實際上，不僅僅是使用人，其他人與挪用人共同謀劃和實施挪用行為的，也可以成立共犯。
本案中，火某是挪用公款罪的犯意發起者、積極推動者、決策授意者，方某是挪用公款的具體實施者，趙某是挪用公款的具體參與者。三人事前多次充分通謀，事中想方設法尋找公款來源予以挪用且彼此合意，事后主動追求挪用結果的發生，并實際達成目的，屬于典型的挪用公款共犯。
綜上，作為黨政領導干部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挪用公款過程中必然伴有濫用職權的行為，將其行為認定為挪用公款罪還是濫用職權罪，需要透過“超越職權、不正確履行職權”的行為表象，看到其所侵害法益及主觀犯意的本質。濫用職權罪侵犯的法益是國家機關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以及國民對此的信賴。而挪用公款罪侵犯的法益則是公款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火某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非常明顯，其行為所導致的結果是造成公共財產被非法使用。另外，從共同犯罪理論來看，火某作為市委書記指使市交通局長方某，擅自將單位公款挪給趙某用于企業經營，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同時，火某因收受趙某賄賂而指使方某將公款挪歸趙某企業使用，根據《解釋》第七條“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還構成受賄罪，應當按照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龔昌明 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