譽、毀與人，有當與不當。譽、毀之名，若不副實，則譽、毀不當，淪為妄譽、妄毀。反之，若譽、毀恰當，則“民不至枉道以求譽”，也不至枉道以散毀。譽、毀有施、受之分。就施譽施毀之人而言，能不徇情徇私逐時而譽而毀，則必為直道之人。若徇情徇私逐時而譽而毀，則譽、毀不純。蓋因施譽施毀者皆以求利己。就受譽受毀之人而言，“聞譽而喜必妄譽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茍喜怒，斯不妄毀譽”。因此，聞譽而未必喜，聞毀而未必怒，始能明辨譽、毀，不為譽、毀所累。
如何明辨譽、毀？《論語》中有這樣一段，子貢問道：“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鄉人有善有不善，善者譽其好則譽名至實歸，不善者毀其好則毀名實相違。孔子惡不善者違心言好，表里不一，遂稱其為“德之賊也”。孟子針對皆好皆惡進一步申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判斷賢與不賢，孟子的考核程序，由近及遠，由聽至察，有章可循，且趨公正。
鄭獬聞宋神宗夸其“為治甚好，百姓便之”之褒諭后，頗為不安，自省“知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眾，去愁嘆而就安佚……今臣于此未有毫發”，遂有《上神宗論察言考實則無妄毀譽》之名文。其深究褒諭之實質，認為己之褒諭，雖經宋神宗好問遠訪，但其好問而不察言，遠訪而不考實，使帶有勸勉之意的褒諭流為妄譽。不獨如此，鄭獬認為有妄譽必有妄毀，原因在于言事者若“以臣不肖而毀之”，那么聽言者循輕信言談之軌轍，必然妄毀隨至。“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容妄毀，此臣所以不敢喜而有懼也。”
鄭獬受譽不貪譽，對妄譽持有戒懼之心，令人起敬，然這僅限于士人潔身自好的品格。士人若面對官場不良風氣，敢于不戀官爵，不留情面，依實批評，那么，這種批評之“毀”，不但不是妄毀，反而可成建設性之“毀”。借此，也可燭照士人之官德。宋仁宗時，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致積弊甚多。范仲淹主張選賢任能，屢次上書指斥，遂貶為饒州知府。其時，朝臣紛紛論救，而身為朝廷耳目之官的高若訥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歐陽修聞后怒不可遏，于是便有“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的“名毀”。歐陽修在可說也可不說的情境中，勇于向庸官較真，彰顯了其對高若訥“在其位而不言”的無比憤慨。
譽、毀，其本在于布善止惡、揚清激濁，“譽則有所勸，毀則有所沮。有所勸則仁，有所沮則義”，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若譽、毀不副其實，則妄譽妄毀遍行，實在有傷仁義也。（高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