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用鮮活的歷史概述了一部治河史，引導我們探究黃河治理的歷史脈絡，挖掘蘊含在古籍文獻中的文化基因，借鑒古人治理黃河的智慧，弘揚歷代黃河治理中蘊含的時代價值，為新時代黃河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服務。
大禹治水與百折不撓的治河精神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共計130篇，其中《河渠書》作為《史記》“八書”之一，是我國第一部水利通史，為歷代史書所效法，從而使整部《二十四史》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水利史料。司馬遷還首次明確給予“水利”一詞以防洪治河、灌溉修渠等含義，開創了沿用至今的“水利”概念。這是中國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司馬遷在《河渠書》開篇就說，“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這句話流傳至今，膾炙人口。接著講大禹“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是講大禹行陸路時乘車，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轎，走遍了所有地方，克服了艱難險阻，達到“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目的，使九州道路通暢，筑起了九州的澤岸，度量了九州山勢。司馬遷的這段描繪與很多先秦文獻都記載一致，大禹常年奔走在治水第一線，“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大禹這一形象可謂深入人心并傳之后世，直到漢代畫像石中，大禹依然是頭戴斗笠，手執木耒，奔走在山川之間。這是忘我的精神體現，是舍小家顧大家的風骨所在。大禹體現的是勤勞勇敢、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象征著中國人的力量，也象征著中國人的智慧，幾千年來，為我們的人民所秉承，世代相傳。
王景治河與王朝興衰
《后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后漢書？王景傳》記載了東漢著名水利工程專家王景的生平及治河功績。東漢平帝時，黃河、汴水決口，沖壞河堤。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朝廷征調幾十萬軍隊，派王景和王吳修筑渠道和河堤，從滎陽到千乘（現山東廣饒縣）海口綿延一千多里。雖然王景節約工程費用，但花費還是以百億計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漢平帝親自巡視，并下詔仿西漢舊制，沿河郡國設立負責河堤的官員。根據這個記載可知，東漢時期征調幾十萬軍隊且動用數以百億的花費治理黃河，在當時社會經濟水平還很低下的情況下，應該說是“國之大事”。黃河的治理是依靠國家力量來完成的，只有中央集權的大一統背景下才能征調軍隊、花費巨資修筑千里大堤。據水利史研究表明，自王景治河后，黃河800年不曾改道，黃河出現了一個相對安流時期，也就是說從東漢到宋代，黃河基本穩定，沒有出現大的決溢和改道，為這800年的朝代更迭、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治理黃河歷來是國之大事，重視黃河，就是保證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清代治水與國家治理
《清史稿》保留了豐富的水利史料，分別在列傳和志中有所體現，其中“傳”主要是以人物為主線，記載清朝歷史上的治河名人，記載了楊方興、朱之錫、崔維雅、靳輔、陳潢、宋文運、董訥、熊一瀟、于成龍、孫在豐、開音布和張鵬翮等12位治水名臣的事跡。“志”的部分，按時間順序記載全國諸河、運河、海塘治理的史料。通過這些史料，能夠全面地了解清朝時期的河流及治理情況。在列傳中記載篇幅最多的是靳輔，字紫垣，遼陽州（今遼寧遼陽）人，清代大臣，水利工程專家。靳輔最著名的是他向康熙皇帝就治河連上八道奏折，史稱“治河八疏”，就是將黃河、淮河、運河視作一個整體，全盤考慮防汛、減災、通航、漕運等事宜，對治河做出了重大貢獻，著有《治河方略》一書，為后世治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文獻。在《清史稿？靳輔傳》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三十一年，上曰：‘朕聽政后，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從中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治河與削藩、漕運共同列為治國的三件頭等大事，而且把它們鐫刻在宮廷的大柱子上，體現了治河和漕運是當時的國家戰略。
鑒古而知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懷、牽掛著黃河的保護與治理，一次次不辭辛苦，奔赴沿黃九省區考察調研，足跡遍布大河上下、長城內外。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讓黃河造福人民”的偉大號召，為新時代黃河保護治理工作開辟了全新視野，必將譜寫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新篇章。（牛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