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家。他生活在北宋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21歲考中進士步入官場，擁有主政地方近30年，曾兩次擔任宰相，又兩次被罷免的傳奇人生。
推行新法15年
王安石因變法而聞名，領導了北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史稱“王安石變法”。他所處的年代正值中國古代北宋王朝統治的中期，面臨著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艱難困境和國家“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的積貧積弱局面，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斗爭精神，矢志不移、銳意革新，努力實現其安定天下、富民強國的政治抱負。
王安石從主政鄞縣開始進行初步改革嘗試，初到地方任職，他不唯上，不空想，基于鄞縣地方實際，從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兩大問題——水利和糧食問題入手，遍訪鄉(xiāng)鄰、考察民生、重視教育、興修水利，立足為老百姓做實事，在此基礎上形成縣政治理的決策。鄞縣之治成了王安石改革的試驗田，取得的良好效果極大地激勵了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對當時弊端，極陳當時之務，闡述自己全面改革的思想與規(guī)劃，但沒被仁宗采納。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構想，并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他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獲神宗贊同，設立主持變法的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頒行新法開始變法，史稱“熙寧新法”。
新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但主要在兩個方面集中發(fā)力：一是在經濟方面實行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主要是在發(fā)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增加財政收入，充裕國庫，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二是軍事方面實行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主要是為了提高軍隊戰(zhàn)斗力，增強國力，徹底改變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zhàn)屢敗的被動局面。新法艱難推行15年，取得較好成效。但在推行過程中部分舉措不當，地方執(zhí)行中又出現種種偏差，特別是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遭到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變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王安石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從變法中我們看到了他要求改變現實的雄心壯志和治國平天下的雄才偉略。他在變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憂國憂民、勇于探索、銳意創(chuàng)新、敢于擔當的改革精神，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興學“三舍法”
王安石一生雖然沒有專職任教，但他秉承舉才濟世的教育理念，從變法的需要出發(fā)，順時應勢創(chuàng)辦新學，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歷史上稱為“熙寧興學”。
一是改革科舉考試制度。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廢除了明經科，增加了進士科名額，考試內容為本經、兼經和策論，要求考生聯系當前實際參加經義策論的考試，不再錄用只會吟詩作賦的人，而是錄用懂得經世之術的人，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人才上。二是改革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太學，創(chuàng)立太學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學生按程度分為三等，使學校不僅承擔養(yǎng)士任務，而且具有取士職能，讓太學養(yǎng)士與入仕做官直接掛鉤，使學校成為選官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極大提高了學校教育的地位，使中國古代教育事業(yè)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整頓地方學校，恢復和發(fā)展州縣地方學校。熙寧四年（1071年）下令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陜西五路設立學校，讓有“經術行誼”者任教授，使地方學校有了很大發(fā)展。恢復和創(chuàng)設武學、律學和醫(yī)學等專門學校，以培養(yǎng)專門人才。三是編寫統一太學用書。王安石和弟子一道，對《詩經》《尚書》和《周禮》重新注釋，編撰《三經新義》作為太學統一用書，使其作為必讀教材，并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標準。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最特別的地方在于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為國家養(yǎng)＂士”選＂仕＂。熙寧興學最大的亮點是王安石設立的三舍法，對北宋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宋代中后期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教育改革措施對于當前我們深化教育改革，倡導教育創(chuàng)新，全面實施科教興國的偉大戰(zhàn)略仍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推動詩文革新
王安石因其才華橫溢和韓愈、蘇軾等人并稱“唐宋八大家”，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存世，在北宋文壇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一是主張文道合一。王安石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他的短文直陳己見，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答司馬諫議書》，圍繞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表達了要把改革進行到底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二是詩歌自成一體。王安石以其廣博的學識、圓熟的語言技巧、自然含蓄而又精巧凝練的風格，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詩歌大致以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創(chuàng)作主要是“不平則鳴”，如《感事》《河北民》《收鹽》等詩篇，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接刻露，表現了他主張革除弊政、關心民生疾苦的進步思想和博大胸懷。后期創(chuàng)作“窮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詩歌藝術，注重煉意和修辭，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三是創(chuàng)立“荊公新學”。王安石創(chuàng)立荊公新學，主持修撰《三經新義》并作為教材和科舉取士標準，頒布到全國各級學校實行，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荊公新學把“道”作為最基本的哲學基礎，在社會治理方面強調變革和濟世從政的方略、對策，成為王安石日后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
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fā)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zhàn)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期，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利益糾葛千頭萬緒。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堅克難過程中，我們需要弘揚王安石“三不足”斗爭精神，深刻認清改革的歷史方位，樹立問題意識，強化問題導向，形成改革的共識和合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江西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