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心學的集大成者。他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去世后謚文成，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他在任南贛巡撫時，推行《南贛鄉約》，倡導廉潔公正的思想，教化人心、整飭官風、治理社會，成為明代地方官員推行鄉約的成功范例。
南贛地區位處閩粵贛湘四省交界地帶，原先地廣人稀，數十里不見民居。后來贛中、福建、廣東等地的居民進入此地，與原住居民混雜在一起，形成一個成分復雜、流動性極大的流民社會。由于各色流民聚集一起，分群聚黨，呼嘯山野，掠劫郡縣，嚴重影響當地社會秩序，成為明代嚴重的社會問題。
弘治八年（1495年）起，朝廷就在贛州設立了南贛巡撫，專門負責處理四省邊界地區的社會問題。南贛巡撫轄地雖有變化，但以江西的安南府、贛州府為主。南贛巡撫設立后曾一度裁撤，到正德六年（1511）又重新恢復。此后，南贛巡撫一直存在至清代初期。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王陽明被擢升為南京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次年正月正式赴任。為肅清南贛地區盜匪，控制社會流動人口，重建地方社會秩序，王陽明一方面利用地方軍事力量，全力剿滅土賊，設立縣治；另一方面推行十家牌法，興辦社學，倡行《南贛鄉約》。
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王陽明受宋代《呂氏鄉約》和明初鄉約的啟發，開始在南贛地區推行鄉約，這就是《南贛鄉約》。《南贛鄉約》也稱《陽明先生鄉約法》，共計16條，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前5條構成，主要講鄉約的組織建設，包括鄉約的人員構成、文簿的設置、入約的會費、聚會的日期和約所的選擇等；第二部分由第6到第15條構成，主要對同約人、寄莊人戶、本地大戶和異地客商、親族鄉鄰、軍民人等、公差人員、各寨居民、招投新民、男女嫁娶、父母喪葬等人員及情況提出要求；第三部分只有第16條，主要講聚會的儀式。
王陽明為推行《南贛鄉約》，特地寫了一篇“諭民文告”，即鄉約的序文，說明推行鄉約的原因和目的。他首先認識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的道理，揭示了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他認識到，在贛南這個盜賊猖獗、“盜”“民”難分的環境下，廉潔、良善、守法之民如不加入其中，也難有生存的余地，并非老百姓的本性就是如此。鄉村無序不只是老百姓的問題，也是當地官員“無道”“無方”的結果。王陽明的這一看法，深刻又切中要害。
《南贛鄉約》雖然繼承了《呂氏鄉約》的成風化俗的基本精神，但也有所不同。《呂氏鄉約》是民辦的鄉約，目的在于“鄉人相約，勉為小善”，而《南贛鄉約》是官辦的鄉約，目的在于“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在教化和救濟之外，《南贛鄉約》更多地具有重建社會秩序的重大責任。
在重建社會秩序的措施中，包括十家牌法、興辦社學、《南贛鄉約》等，都貫穿著廉潔公正的思想。沒有廉潔公正的主導思想，沒有廉潔公正的鄉約明文，沒有廉潔公正的執行力量，《南贛鄉約》也不會收到那么明顯的效果。所以《呂氏鄉約》是重在道德感化，而《南贛鄉約》卻賦予了維護地方安定的職責。
王陽明認為，每個人的外在行動和表現都是內心支配的結果，要努力在內心中探求和樹立“善”和“良知”的一面，使“善”和“良知”成為人們的外在行動，這就是“致良知”。他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的良知容易受到外界邪惡和私心雜念的影響，使內心的良知發生背離，使外在的行動發生偏差。所以通過“致良知”，才能使人分清廉與貪、對與錯、是與非，才能規范人們的行為，才能恢復社會的秩序。
可以看出，“致良知”是王陽明《南贛鄉約》及其所反映的廉潔思想的理論基礎，當然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體現，這是王陽明從根本上為廉潔政治和重建秩序開出的良方。
《南贛鄉約》比《呂氏鄉約》具有更為寬泛的內容，強調公正地解決遺留問題。比如，同約之人有危疑難辦的事，約長和同約人要幫助他出謀劃策，務必合于情理、解決問題。貧困落難的人無力還清債務，要勸債權人予以寬免；如果債權人巧取豪奪，多收債務，一定要退還。被人侵占的田產必須責令退還，各守本分，不得再記前仇。新招撫的人一律勤耕勤織，平買平賣，不能重蹈覆轍等。
《南贛鄉約》特別提出在當地存在的奢靡浪費現象的危害，規定男女成年嫁娶時，約長等人要告誡女方不能索要太高的聘禮，男方也不能計較嫁妝的不足，要節儉持家，量力而行。父母去世后，衣衾棺槨要根據家庭經濟條件辦理，不能大做佛事，盛設宴樂，傾家費財。如果不聽約長的勸阻，就要作為“惡行”記錄在案。王陽明將廉潔建設納入鄉約條文之中，作為治理南贛，恢復社會秩序的重要措施。
在選擇鄉約組織者時，他也特意強調廉潔的要求。約長要推選“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約史要求“通達明察者”，知約要求“精健廉干者”，約贊要求“禮儀習熟者”。此外，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等人，若有不廉潔不公正的行為，如在鄉里強征差役、勒索錢財，就要由官府追究拿問。在王陽明看來，只有鄉約組織者的廉潔公正，才能贏得人心，才能保證鄉約的執行。
在推行鄉約時，王陽明特別注意提醒和引導的作用。《南贛鄉約》多次出現“約長等勸令”“約長等常宜曉諭”“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的文字。而對于約長等鄉約組織者的不廉潔、不公正、不盡責的行為，同樣要“呈官追究”。
在《南贛鄉約》中，廉潔公正成為重建秩序的重要舉措。放眼當時的明朝，清廉建設更顯得重要。
王陽明生活的年代，商品經濟有所發展，造成了信仰危機、道德缺失、人欲泛濫，特別是官場腐敗現象十分嚴重。清除腐敗現象，形成廉政風氣，已成為當務之急。王陽明以“致良知”為行廉治政的方法，時時勸諭、教化人們，引導官吏去貪欲，抑貪念，正心為善，廉潔奉公，并以此來整飭吏制、整肅政風，凈化民風，重建社會秩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王陽明的《南贛鄉約》不僅在南贛地區行之有效，而且推廣到福建龍巖、江西吉安、廣東揭陽等地，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也就是說，朝廷頒布法令，要求各地舉辦鄉約，各地皆以王陽明的《南贛鄉約》為參照，在其基礎上有所修改而成，從此《南贛鄉約》影響到了全國各地。
王陽明在實行《南贛鄉約》的過程中，將廉潔建設與重建社會秩序相結合的思想，以“致良知”輔以懲罰的方法，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
（張天社 作者系西安文理學院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院長、教授，西安廉政研究中心特聘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