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的雷鋒日記。雷鋒日記中摘抄了陜西礦工詩人姚筱舟的《唱支山歌給黨聽》，上海作曲家朱踐耳從雷鋒日記中讀到此詩后譜曲。 （圖片來源于軍事博物館官網）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由三千名來自北京高校和中學的學生組成的合唱團，首先唱響的是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
這首經典革命歌曲誕生于1963年，它是時代的產物，又以其對黨的由衷禮贊而超越了時代。鮮有人知的是，在這首歌曲的創作與流傳史中，雷鋒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歌名最初被稱為《雷鋒之歌》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隨即全國掀起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的熱潮。雷鋒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今天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了9冊雷鋒的日記本，時間跨度從1957年至1962年。1963年4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雷鋒日記》，這是了解雷鋒的心路歷程最重要的材料。在《雷鋒日記》問世前，沈陽軍區機關報《前進報》曾摘錄發表過一些雷鋒的日記，并被其他報刊轉載，但隨著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熱潮的掀起，這些日記片段已不能滿足大眾的需求，《雷鋒日記》便應運而生。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雷鋒日記》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在中國家喻戶曉，并且流傳至今。如1961年10月20日，雷鋒在日記中寫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而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記中，雷鋒在新兵連寫下了對自己的期許：“愿你做暴風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溫室中的弱苗。”
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記中，雷鋒還寫下了一首詩：“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上海實驗歌劇院的作曲家朱踐耳讀到這首詩后，深為感動，為之譜曲，發表在1963年2月21日的《文匯報》上。
找尋到當時的《文匯報》，讀者可以發現這首歌的名字叫《雷鋒之歌》，關于詞曲作者的信息則是這樣寫的：摘自雷鋒日記，踐耳曲。朱踐耳當時認為這首詩是雷鋒的作品。雷鋒的日記不只是日記，也是學習筆記，讀書是雷鋒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活動，他常在日記中記下讀完某書某文的感受，也會摘錄一些他認為重要的片段，有時標出來源，有時不標來源，這樣便不容易判斷一些文字是否由雷鋒所寫。
雷鋒在日記中常將黨比作母親
朱踐耳之所以將《唱支山歌給黨聽》認作雷鋒所寫，原因也許在于《雷鋒日記》中幾乎隨處可見的將黨比作母親的文字。
1960年，對于20歲的雷鋒來說是圓夢的一年。這年1月8日，雷鋒參軍入伍，這是他多年以來的夢想；11月8日，雷鋒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他回顧了此前的人生經歷：“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掙扎和盼望光明的時刻，您把我拯救出來，給我吃的、穿的，還送我上學念書。我念完了高小初中，戴上了紅領巾，加入了光榮的共青團，參加到了祖國的工業建設，又走上了保衛祖國的戰斗崗位。在您的不斷培養和教育下，使我從一個放豬出身的窮孩子，成長為一個有一定知識覺悟的共產黨員。偉大的黨啊，您是我慈祥的母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于您的，我要永遠聽您的話，在您的身下盡忠效力，永做您忠實的兒子。”
雷鋒七歲的時候，父母雙亡，成為孤兒。雷鋒的童年未曾感受到母愛的溫暖，他切身感受到的是黨將他從舊社會中拯救出來的恩情，黨使他有機會為人民服務，他也視此為幸福的根本來源。
1961年7月底至8月初，雷鋒出席撫順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8月3日的日記中，他記下了一件小事，雷鋒作為代表獲贈一斤蘋果，他想到了自己在舊社會無依無靠的日子，“總覺得現在的黨和人民勝過自己的親生父母，對我太關心了”，他想自己“不能忘記為人民而負了傷的階級兄弟”，“于是我把這份蘋果又轉送給了住在衛生連的傷病員同志，自己雖然沒吃著，但是心里比吃了這斤蘋果還要甜十分”。
對于經歷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們來說，雷鋒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共鳴力量。朱踐耳也是在這種共鳴中，以充沛的感情短時間內完成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譜曲工作。這種共鳴力量，我們還可以在其詞作者和演唱者中找到。
翻身農奴的女兒將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1964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了電影《雷鋒》。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運輸連戰士雷鋒運送抗洪物資到防汛指揮部，臨走前偷偷留下了一百元捐款，指揮部的首長發現這筆捐款后，找到雷鋒詢問是不是他捐的，雷鋒點頭承認，首長拒絕接受這筆捐款，希望他拿回家用。雷鋒表示黨就是他的家，雷鋒說服對方接受捐款后，開車回去，這時音樂緩緩響起，一個男高音唱起了《唱支山歌給黨聽》。
這位男高音歌唱家是胡松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的原唱。一些文獻稱首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也是胡松華，現在可以確認這首歌是由上海實驗歌劇院的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在其六十多年的從藝生涯中，她在一系列上海歌劇院制作的革命題材歌劇中擔任主演，其中最知名者是上海歌劇院版的第一代“江姐”。
對于今天的聽眾而言，《唱支山歌給黨聽》已經成為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瑪的代表作，而她與這首歌結緣的地方也在上海。
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才旦卓瑪，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從校園廣播中第一次聽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她找到自己的老師王品素，希望老師能教她唱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聲。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日喀則的一個農奴家庭。在農奴制度下，農奴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農奴主手上，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為農奴主耕地終生，而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農奴主不僅可以任意買賣農奴，并且任意對農奴實施種種嚴酷的刑罰，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種刑罰。
1959年，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萬農奴大解放，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人民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西藏歷史的重大時刻。才旦卓瑪和許許多多藏族同胞的命運都被改變了，他們從心底里感激黨。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歷，才旦卓瑪第一次在校園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便獲得了成功，這個節目獲選在1963年第四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演出。而在“上海之春”的表演，又為她帶來了一年后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表演的機會。
山歌是人民的心聲
1964年，才旦卓瑪在《東方紅》中演唱《百萬農奴站起來》時，朱踐耳已經輾轉得知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作者。
1958年是“新民歌運動”大火的一年。“新民歌運動”不僅鼓勵收集民歌，而且鼓勵廣大工農兵創作民歌。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都辟出大量版面刊登工農兵創作的民歌。在這年6月26日陜西省民歌整理小組編印的一份不定期出刊的報紙上，刊登了署名為焦萍的三首詩，其中一首是《唱支山歌給黨聽》。1962年，這首詩又被遼寧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這位焦萍是誰？原來，他的真名叫姚筱舟，他在1958年寫下這首詩時，是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一位技術員，焦萍是他的筆名。終日與礦工打交道，姚筱舟聽到了許多礦工的故事，記下了許多礦工自編的順口溜，有了這樣的積累，姚筱舟也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創作出了《唱支山歌給黨聽》。
雷鋒在抄錄姚筱舟的詩時，做了一些修改，如原詩“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這處改動無疑使詩歌的情感力量更加強烈了?！冻礁杞o黨聽》成為經典后，又有了一些續作，如才旦卓瑪日后演唱的《再唱山歌給黨聽》，姚筱舟晚年寫了《永唱山歌給黨聽》。
時代變換，“山歌”這一意象卻不變?；厮菸覀兊囊魳穫鹘y，真正具有人民性的贊歌，來源于山歌，來源于勞作于田間地頭、謀生于江海之畔的百姓的民歌。山歌是人民的心聲，“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山歌是獻給親人的歌，“我今沒有好茶飯，只有山歌敬親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等歌曲之所以經久不衰，不僅在于其抒情性，更在于黨領導人民革命、建設與改革取得的成就，為其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才旦卓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讀書時，學校組織學生到浦東勞動，那時浦東還是一片田地，而今阡陌隱去，高樓林立，天際線上，霓虹閃爍。對于未曾親歷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而言，自身經歷的改革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足以證明黨的偉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