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jù)地吸引了大批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和淪陷區(qū)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文藝工作者或文藝青年。他們到達延安后，為延安的新氣象所吸引，創(chuàng)作了一批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反映火熱革命斗爭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這些作品豐富了根據(jù)地軍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廣大人民的抗日熱情，很好地發(fā)揮了文藝在抗戰(zhàn)中的作用。
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延安原本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地區(q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十年土地革命又主要是在農村進行，因此，黨內雖然原本也有一些文化人，但總體來說，抗戰(zhàn)時期的延安文化人群體，主要是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來自于國統(tǒng)區(qū)或淪陷區(qū)的。他們不管來延安之前已是學有所成的文學家藝術家，還是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不少人有著文化人熱情而又浪漫甚至散漫的特點，不習慣于紀律的約束，雖然他們大多家境貧寒卻又與普通工農間有著隔膜。
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于黨的歷史上反復出現(xiàn)的“左”、右傾錯誤的性質與危害達成了共識，毛澤東決定以此為契機開展一場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以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到1942年春，整風運動已在黨內高級干部中廣泛開展起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自然不只是在少數(shù)領導干部身上存在，在文藝界也不同程度存在著，因而整風的對象也不只是黨內高級干部，無疑也包括文藝界和文化人。根據(jù)黨內分工，由毛澤東親自負責文藝界的整風工作，因此，在整風運動開始之后，他對于文藝界的動向也就格外關注，同時也決心解決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以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為了找準延安文藝界的問題，做到有的放矢，毛澤東對延安文藝界的情況作了認真的調查研究，他多次致信蕭軍、歐陽山、艾青等延安著名文化人，請他們收集文藝界的情況，并多次同他們面談，征求他們的意見與建議。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正式提議準備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4月27日，毛澤東和凱豐給一百多位文藝工作者和有關負責人發(fā)出邀請參加座談會的請柬。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主持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fā)表了講話，他指出：“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fā)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xié)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毛澤東講話后，與會人員進行討論。
5月16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二次會議，主要是聽取與會文藝工作者對相關問題的意見。毛澤東整天都在認真聽取與會者的發(fā)言，并不時地做著記錄。詩人柯仲平在報告他領導的民眾劇團到農村演出《小放牛》受歡迎的情況時說，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們就是演《小放牛》，群眾很喜歡，老百姓慰勞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都吃不完，裝滿了衣袋、行囊和馬褡。毛澤東肯定了民眾劇團的做法，同時又表示：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沒有雞蛋吃了。對文藝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作了十分通俗的說明。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目前時局、整風學習和文藝座談會等問題。毛澤東在發(fā)言中說：“延安文藝界中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濃厚，現(xiàn)在很多作品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同情。魯迅的《阿Q正傳》是同情工農的，與延安文藝界不同。必須整頓文風，必須達到文藝與群眾結合。要注意普及與提高，并以普及為基礎。同時，要注意吸收外國的東西。”關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結論問題，會議同意毛澤東指出的延安文藝界工作中存在著的偏向，認為黨的文藝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會議決定5月23日由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作結論。
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開始是大會發(fā)言，然后是朱德講話，在朱德講完后，毛澤東為會議作結論。毛澤東的結論講了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重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是為什么人以及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并指出，延安文藝界中還存在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時，講話全文正式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藝史上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講話聯(lián)系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
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肯定了文藝的重要作用，強調在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zhàn)線，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zhàn)線，這就是文化戰(zhàn)線和軍事戰(zhàn)線。要戰(zhàn)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zhàn)勝敵人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因此，作為文藝工作者應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他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這樣才能使文藝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是毛澤東在講話中最核心的問題。他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并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于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沒有什么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文藝工作者到了革命根據(jù)地，周圍的人物、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因此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現(xiàn)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xiàn)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yōu)良的文學藝術傳統(tǒng)，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那么，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因此，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藝術，就是要為這四種人服務。
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毛澤東著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認為：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以及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對于文藝批評，毛澤東明確提出，必須是政治和藝術的統(tǒng)一，內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tǒng)一。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系統(tǒng)總結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經驗，鮮明地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從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則問題，科學、系統(tǒng)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主張和文藝思想，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基本理論、路線、方針。〔羅平漢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