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陽明先生格竹七日七夜而不得圣人之理，轉而得出“致良知”的心學主旨。然而，卻鮮有人知曉陽明龍場悟道悟得“毛竹四法”。毛竹四法為“德、操、時、容”四點氣象，乃陽明先生站在心學立場上提出的君子之道，于今人正心誠意、立己修身仍大有裨益。
明正德元年（1506年），劉瑾亂政，王守仁抗疏忤旨，遭詔獄、廷杖后，謫貶于貴州修文縣任龍場驛丞。正德三年（1508年）風塵赴任，陽明率人伐木筑宅，建有何陋軒、君子亭之所，作《君子亭記》。
何謂“君子亭”？據《君子亭記》所載：“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 ”可見，君子亭不過是王陽明在家門口極簡陋的亭子周圍栽種了一圈竹子，美其名曰“君子亭”而已。但他卻能在仕途飄搖、人生坎坷之際，因陋就簡，以粗陋竹亭寄托堅貞曠達之志。
《君子亭記》有云：“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明。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德、操、時、容”之毛竹四法，由此而來。
竹既為“歲寒三友”，又是“四君子”之一，因其身形挺直、萬古長青，常被賦予高雅、純潔、虛心、有節、剛直等精神品質。文人愛竹，常借竹以比德，蘇軾《于潛僧綠筠軒》詩曰：“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可謂道盡竹之清雅淡泊。鄭燮的《竹石》詩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更是膾炙人口。王陽明寓君子之道于毛竹之中，則是強烈地指向圣賢之路的道德實踐，《君子亭記》因而有更深層次的人格修養內涵。
“君子”一詞最早見于《尚書》，流行于西周。 《說文解字》中載：“君，尊也。從尹，發號。”“君”本指傳統社會中的國君，指發號施令的指揮者和統治者，“子”是古時對男性的尊稱。“君子”最初是對統治者的泛稱，常常與被統治的百姓、民眾相對立。而到了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論語·述而》中有孔子對當時君子的評價，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基于社會治理和維系傳統社會政權的需要，孔子對“君子”提出了系統的德性的要求，經后人不斷承傳闡釋與躬行實踐，使得君子逐漸定型為一種理想人格。后來“君子”一詞，泛指有德行有修養的人，敦厚、儒雅、端莊、從容都為其品質，具有道德隱喻性。
到了王陽明所處的明朝，政治朽壞，掌握國家權力的政府官員們不重克己修身，雖口頭稱頌“君子之學”，但已很難做到德位相配。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王陽明在發軔君子之道時，首重其德。“中虛而靜，通而有間”，王陽明認為，竹子中空靜篤，暢通卻又有竹節相隔，虛、靜、通、間四個特征，分別對應著君子應秉持的謙虛、寧靜、通達、條理。君子修德，首重虛靜。內心的寧靜淡泊，是君子修身的關鍵，“虛靜”是心的本質，指人的精神進入一種無欲望無得失無功利的極端平靜的狀態，這樣外在事物的一切美和豐富性就會展現在眼前。如此才不至于被“功利之毒”浸淫。無功利地秉持君子的道德準則以修心之時，才能超脫汲汲于君子之名的名位要求，而返樸到內心敬守君子之實的本性修養。
至于通達和條理，《傳習錄》中有言：“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又有“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君子之通達，指的是心念的通暢明達，君子之條理，指的是內心的準則和外在事物的規矩。通而又間，一方面是指人的內心秩序與外物秩序之間的和諧；另一方面也是指心念明達懂得變通的同時，也應謹守客觀的規矩和分寸。可見，“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既強調個人內心的德性修養，又注重把握對外道德實踐時的分寸和準則。
“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君子之操說的是要有內心的持守，不以外在環境的變遷和人生際遇的不同而改變。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今日所說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同樣是要求我們堅守初心，方得始終，亦如“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
“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君子之時是指面對不同的境況，須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無所不宜但又須遵從君子之志。子曰“無可無不可”，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王陽明謫貶貴州龍場，因地制宜建屋筑宅，悟道講學，正如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君子之容是指外在的威儀和氣象。這不同于老子告誡孔子的“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陽明先生所強調的君子之容，其實就是朱熹所說的“整齊嚴肅”，是主張以內敬與外義相兼善而進修其德，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王陽明認為君子的個人修養，乃是內外兼修，內修其德，外修其容。而外在威儀和氣度的培養，同樣是著眼于君子人格的道德樹立的。
總體來看，王陽明《君子亭記》是其龍場悟道時期對君子之道的識見，文章的比德之妙，不遜于周敦頤之《愛蓮說》。“毛竹四法”祈向的，是成圣成賢的道德實踐，這就是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最大的差別。“德、操、時、容”四法，是君子之學的多層面展開和具體實踐，乃知行合一的踐履舉措，而非純知識層面的探索。這就有別于前人對君子之道僅停留在內心自省階段的認識，而賦予了當今人們在提升自身德性修養時，更廣泛的實踐借鑒意義。（作者朱浩泉 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藝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