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力而為，并望保重身體……”
“五月五日信悉，知你近來身體不適，甚念，望多珍重……”
在古田會議紀念館里存放著這樣兩封落款為鄧子恢的回信，分別寫于1962年和196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子恢，在收到福建省漳平縣永福鎮后盂村寶山農民黃國堆的來信后，百忙之中給予回信，字數不多，卻情真意切。
閩西莽莽群山小山村里的村民何以讓公務繁忙的國務院副總理這般牽掛？是什么樣的崢嶸歲月讓他們產生這樣深厚的情誼？這要從那個血與火的年代講起。
1934年10月，由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黨中央，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紅軍雖奮力苦戰，但第五次反“圍剿”依然失敗了。中央主力紅軍被迫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廣大蘇區隨后也相繼淪陷。地處福建漳平、龍巖、南靖交界處的永福鎮后盂村寶山也同樣遭此命運。
閩西蘇區淪陷了，但閩西的黨組織領導核心依然存在，繼續領導閩西的黨和紅軍游擊隊堅持游擊斗爭。1935年4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為財政部長兼民運部長，譚震林為軍事部長，統一領導閩西南地區的游擊戰爭。1935年6月，鄧子恢回到永福檢查工作，主持成立了巖南漳縣委。1936年2月16日，巖南漳縣軍政委員會成立，魏金水任主席，陳朝盤任副主席，在龍巖、漳平、南靖開展游擊斗爭。
多年游擊戰爭，群眾是靠山。國民黨深知要徹底鏟除共產黨留在蘇區的革命力量，消滅紅軍游擊隊，就必須割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系。為此，從1935年起，國民黨對紅軍連續發動了多次大規模“清剿”，對蘇區群眾采取“移民并村，聯防保甲”政策。面對國民黨的殘酷策略，以及對群眾的嚴密控制措施，紅軍游擊隊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露宿在山上或山寮里，堅持游擊戰爭。而勇敢的革命群眾則千方百計為紅軍游擊隊送糧、送情報，保衛黨的組織和同志的安全。后盂村寶山的黃國堆、陳寶英夫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為了支援紅軍游擊隊，黃國堆夫妻倆進行了簡單的分工，黃國堆主要負責采購紅軍游擊隊的日常用品等物資，陳寶英則負責接待紅軍游擊隊、傳遞信息和運送物資上山。為擺脫敵人的鐵桶封鎖，通過白軍的嚴密搜查，運送物資上山，黃國堆夫妻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想盡了各種辦法。有時他們挑著制造巧妙的雙層桶上山施肥，上層裝肥料，底層裝糧食，機智地騙過白軍士兵的搜查；有時他們背著小孩裝作去上山砍柴，偷偷地把山上急需的鹽巴藏在小孩下腹，躲過了白軍的搜查，把物資送給山上的紅軍游擊隊……
1936年4月22日，鄧子恢、魏金水等8人在石鼓嶺與白軍打了一仗，受傷一人。戰后的夜晚，他們像往常一樣來到黃國堆家中休整。由于當天下雨，大家的衣服都濕透了，陳寶英幫忙烘干衣服，黃國堆煮菜做飯，鄧子恢則在灶前幫忙燒柴。飯后，衣服烘得差不多干了。陳寶英憑著豐富的斗爭經驗，敏銳地感覺白軍可能很快會來，趕忙催促鄧子恢等人趕緊上山。果不其然，鄧子恢等人前腳剛走，敵軍第三師一部后腳就到。他們把黃國堆家圍得跟鐵桶似的，大喊道“把紅軍交出來”。由于走得過急，鄧子恢等人落下一箱子彈、一袋銀元、兩支駁殼槍。在這危急關頭，黃國堆夫妻不慌不亂，沉著應對，他們一邊把門關好，一邊果斷地、迅速地把鄧子恢等人落下的東西包好，沉入廁所里，直到一切處理好，不留痕跡，才把門打開。
敵人見門一開便荷槍實彈涌進來，有的四處亂翻，有的打著手電往后山搜找。“山上有紅布在晃動。”敵人晃著手電叫嚷著。“那是逃避被抓的婦女背小孩的紅布巾。”陳寶英機智地說。搜捕兵無法從她鎮定自若的神色中抓到把柄，加上搜了好幾遍都一無所獲，懊喪而去。
到了夜晚，鄧子恢等人下山，回到黃國堆家。一進門，陳寶英便將鄧子恢落下的東西趕快找出來交還，大家喜出望外。鄧子恢一面把東西收好，一面感激地說：“我們有了這些東西，便有路可跑了，你們夫妻倆這樣愛護我們，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后來，鄧子恢根據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部署離開了永福。臨行前，為感謝黃國堆、陳寶英一家多年來的大力支援和無私幫助，鄧子恢專程來到黃國堆家，特地把穿過的棉衣送給黃國堆，把來往照明和辦公用的馬燈、手電、水壺等送給陳寶英做留念。
新中國成立后，黃國堆夫妻獲知鄧子恢等一起戰斗過的老革命還活著，并在北京、福州等地工作，非常高興，很是想念。但心知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還很困難，考慮到鄧子恢等在重要崗位工作一定很忙，也就沒去聯系。直到1962年，由于年事漸高，對往事愈發懷念，黃國堆才提筆寫信給鄧子恢，回顧了一起經歷的崢嶸歲月。鄧子恢回了信，并給予了黃國堆夫妻很高的評價和真摯的關懷。
一組往來書信，情意跨越數十年，見證著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份魚水情，是永遠也割不斷的。（蘇呂唯 胡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