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的考古發現來看，中國的古代文明發源地并非一個，但最早興盛起來的地方是在黃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被稱為諸夏。早期文明階段，人們自發形成聚落性質的城市，而從城市向外延伸的范圍，叫做“域”，到了文書行政統治領土國家的時代，“域”被周邊疆域包圍，就產生了“國”（國）。從文字學角度看，域和國是相關聯的，從域到國是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國的外邊被稱為野，國與野合而為邦。所以我們可以說聯邦，而不能說聯國。由于最初的諸夏居于黃河中下游區域，與周邊民族相對而居其中，故稱“中國”。“中國”一詞最早可見于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何尊銘文，到戰國時期已普遍使用，并與夷狄相對，如孟子就說“蒞中國而撫四夷”。總之，與周邊民族相比，諸夏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最早，代表著文明和先進。由此，先進的諸夏便被稱為華，周邊的民族便被統稱為夷，于是諸夏又稱華夏，中國又稱中華。
華夏文明大發展的重要標志就是眾所周知的百家爭鳴。一般認為，百家爭鳴起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之辯，持續到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的消亡。在這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諸子蜂起、處士橫議、各家并出，前后相繼，迎來了著名的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的著作在蒙受秦火之難后，又歷經長時間的歲月淘洗，現已難窺全豹。但即使從留存下來的典籍看，它們所表現出的輝煌氣勢、龐大規模、華貴氣派和深邃思想依然令人嘆服和低回向往。當我們今天重新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時，依然受到巨大震撼。諸子百家不僅圍繞著王與霸、禮與法、義與利等治國大道展開激烈爭辯，也廣泛涉及天道與人道、天命與人事和名與實、志與功等抽象玄遠的哲理思辨，不僅為秦統一中國作了相應的理論準備，也大大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水平，大大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
近百年來，大量出土文物特別是殷墟甲骨的發現，使我們對兩千多年前的遙遠時代又有了新的更深認識，其源有自的先秦文化及其發展過程和脈絡變得更加清晰可信。
從先秦出土文獻和各種早期典籍的文字表現形式看，其發展脈絡正如一個小孩學說話，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甲骨文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老子》《論語》是一句一句的（春秋末期），《孟子》是一段一段的（戰國中期），《韓非子》是一篇一篇的（戰國中后期），隨后的著作是一部一部的。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定：早在先秦時期，作為早期中華文明的最杰出代表，華夏文明就具備了兩大重要特點，一是早熟，二是高度發達。早熟的特點預示著之后的中華文化會接續先秦文化發展下去，而不會因為文化稚嫩而夭折；而高度發達則對周邊民族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礎上，就有了華夷之辨。在華夷關系上，華夏對諸夷主張“以夏變夷”，雖有夷夏之別，但并不是以夷為敵，并未把夷排斥在外。而周邊的夷族，既向往華夏，又不自甘為夷，紛紛主動學習華夏的禮儀制度，于是這些夷族也就逐漸歸于華夏。所以，華夏文明的早熟和高度發達，使華夏族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這種滾動既是地域越變越廣的過程，也是人口越變越多的過程，更是各民族不斷加深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到了秦統一中國之初，華夏族已大體形成了三個文化圈，即三晉齊魯文化圈、關中文化圈和楚越文化圈。到了漢朝，隨著民族融合和民族認同的不斷演進，生活在這三個文化圈中的人們逐漸形成了更加相近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習俗，于是這三個文化圈在漢朝逐漸融合為共同的中華文化圈，并隨之誕生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
早熟和高度發達的中華文明，對秦漢以后的歷史持續產生著巨大影響。其中，先秦的華夷論又被西漢儒家的公羊學派予以理論化。公羊學派繼承孔子的華夷思想，一方面主張嚴夷夏之防，堅持華夏中心論，反對以夷變夏。另一方面，又主張以華變夷，通過懷柔四方，使近悅遠來。認為凡是贊成并實行中國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變成了中國，這是融合后的新的中國；而雖居中國卻行夷狄之道者，也就不再是中國，而是新夷狄。公羊學派的這些思想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繼承，比如，唐代的韓愈曾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這與公羊學派的主張是一致的。
總之，作為早熟和高度發達的中華文明，在數以千年計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文明領先的地位，這也成為中國長期作為東亞地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