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揚州市江都區仙女鎮的老街上，有一座小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株石榴樹。每年秋天，一簇簇綻開的石榴掛在枝頭梢尾，鮮紅似火，就像故居的主人——烈士許曉軒，堅守著赤熱的初心。
許曉軒，出生于1916年，他的父親為其取名永安，字小軒，寄托了對這個孩子的喜愛和祝福之情。幼時的許曉軒勤奮好學，但因父親早逝，不得不在15歲那年輟學到錢莊當學徒。在錢莊的這段日子里，通過接觸不同的人群和錢來錢往、存來借去的過程，許曉軒逐漸認識到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殘酷社會現實。后來，他在給三妹許永清的信中寫道：中國社會是怎樣組成的。中國的廠主是怎樣一方面走到買辦的路上去，一方面幫助敵人來壓迫自己人。中國的工人是怎樣的在雙層——國內和國外的壓迫下生活著。中國的農村是怎樣的在窮下去，而都市又是怎樣的在畸形發展……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蓬勃興起，許曉軒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新思想的影響和具體的革命實踐中，許曉軒決心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并最終于1938年在重慶光榮入黨。
入黨后，許曉軒將滿腔愛國熱情投入到黨的工作中。那時，日軍飛機常到重慶轟炸，警報一響，人們都爭相躲進防空洞，許曉軒卻總是借機外出開展工作。有一次，許曉軒病倒了，病情稍有好轉就又要出門。面對家人的擔憂，他說，民族災難這么深重，應當先保衛國家，有國才有我們的家，只有國家富強了，才會有家庭的安寧。
許曉軒工作認真，又有強烈的愛國信念和堅實的理論基礎，很快成為了工人群眾和進步青年熱愛的領導者。及至1940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后，他還用秘密方法和黨員相互聯系，組織和領導獄中的地下斗爭，并多次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在難友中樹立起了很大的威信，成為獄中秘密黨支部核心成員。
在被關押于貴州息烽集中營時，有一位叫陳策的難友因不滿敵人的殘暴，拒絕外出參加勞動，遭毒打昏倒在地。許曉軒見狀怒斥敵人，說：“你們這樣蠻干，干脆把我們槍斃好了！”并帶領難友開展絕食斗爭，迫使敵人公開道歉。事后，許曉軒主動找陳策交換意見，肯定了他對敵人的反抗精神，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處在這樣特殊的地方，不但要勇敢，還要講究斗爭藝術。
1946年7月，息烽集中營撤銷，許曉軒被轉押到重慶郊外歌樂山下的白公館看守所。一次，難友宣灝在閱讀傳遞黨內消息的紙條時，被敵人發現并嚴刑拷問消息來源。就在緊急關頭，又是許曉軒站了出來，他承認紙條是自己寫的，還機智地自稱是在放風時到管理室抄錄的消息。敵人害怕自己會因失職遭到上級懲處，只好不再追究紙條的事情，卻將許曉軒戴上重鐐，關進終日不見陽光的地牢。經過這件事，敵人無可奈何地得出結論：許曉軒是一名不容易對付的共產黨員。
許曉軒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全了黨組織和同志們，每當危險來臨時，他就鼓勵大家：“越是關鍵的時刻，我們越要叫敵人知道，共產黨人是不可動搖的。”
近十年的監獄生活，從未磨滅許曉軒對革命的堅強信念和對黨的忠誠信仰。有一天，他在做完苦工回監獄的路上，悄悄帶回了一株石榴樹苗，種植在白公館放風壩。冬去春來，石榴樹逐漸根深葉茂，年年艷花碩果，就像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許曉軒，即便是在獄中，也像海綿吸水似的抓緊一切時間讀書、學習。有難友不理解，他說：“應充分利用時間，為將來打好基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這個消息讓獄中的共產黨員們興奮不已，但敵人也舉起了屠刀。許曉軒覺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因為“死，也要死得其所”。對于自己和難友們被捕的經歷，許曉軒考慮的不是個人的得失，而是“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
許曉軒的提議得到了《紅巖》小說作者羅廣斌和被關押在獄中的陳然、江竹筠、王樸等許多共產黨人的積極響應，大家紛紛參與討論，最終形成了凝結革命者的經驗和教訓、充滿對黨的感情和期盼的“獄中八條”，明確提出，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臨刑前，許曉軒平靜地對同志們說：“勝利以后，請轉告黨，我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幾分鐘仍將這樣……希望黨在勝利以后，經常注意整黨、整風，提高黨的戰斗力……”隨后，許曉軒從容就義。(顧文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