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考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3號坑現場進行發掘。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為三星堆遺址5號坑考古發掘現場出土的殘缺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時隔三十余年，位于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重啟挖掘，巴蜀文明的神秘面紗又輕輕揭開了一角。
3月20日，三星堆遺址重大考古新發現揭曉：2019年底至2020年間，新發現6座“祭祀坑”，現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玉琮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是什么？那些前所未見的文物背后蘊藏著一段怎樣的歷史？三星堆的新發現，將在多大程度回答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提出的問題：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否僅局限于黃河流域？
考古發掘正在進行，6座坑內不乏稀世珍寶
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介紹，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規模從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不等，平面均為長方形。
1986年，三星堆首次大規模發掘，舉世震驚。近400件一級文物在1、2號“祭祀坑”顯露真容。35年后，三星堆考古發掘再次啟動，新發現6個“祭祀坑”均在1、2號坑附近，包含大量珍貴文物。目前500余件已出土文物，還只是三星堆考古發現的冰山一角。
發掘正在進行時。這些“祭祀坑”仿佛是承載著古蜀先民生活印記的“時空膠囊”，以極小的空間將其瑰麗文明濃縮、凝固、埋藏，在3000年后綻放于考古工作者的雙手中。目前，3、4、5、6號坑內已發掘至器物層，7號和8號坑正在發掘坑內填土。
5號坑面積是所有坑里最小的，只有3.5平方米，但卻是出土金器最多的一個坑。其中，一張黃金面具備受關注。
在1、2號坑的發掘中，曾經就出土了6件金面具，可5號坑新出土的這個金面具，雖只有半張，卻格外厚重，與眾不同。
“發掘時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是一大塊金箔片。”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副領隊、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于孟洲說，因為它褶皺非常厲害，而且是翻過來放的，大家猜什么的都有。
帶著種種疑問和懸念，這塊最大的金箔片被帶到了文保修復實驗室。粘裹著的土和附著物取掉后，金箔片被一點點展開，再經過清洗，金面具的形象慢慢顯露出來。
方形面部、鏤空大眼、三角鼻梁，還有寬大的耳朵——面具風格與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風格十分相似。雖只有半張，但比完整的金沙大金面具還要大，寬度約23厘米，高度約28厘米，而且頗有厚度，不需要任何支撐，就可以獨自立起來。
“在古蜀文明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金器，而且都跟宗教祭祀相關，象征著某種權力和身份，這與在國內同一時期其他遺址中主要以玉器、青銅器作為祭祀品相比非常特殊。”雷雨說，此前在三星堆遺址中就發現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飾、金料塊及金箔殘片等多種金器，不僅種類豐富，而且量多體大，體現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
三星堆昭示長江與黃河流域同屬中華文明母體，證明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唐代詩人李白曾這樣描述古蜀國的歷史及蜀道艱難，憑借的多是想象。由于文獻記載缺乏，人們對于古蜀國一向知之甚少，直到“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遺址重現人間，這道神秘的面紗才得以揭開。
1929年春，四川廣漢真武村月亮灣村民燕道誠、燕青保父子在自家院前開挖安裝水車的車水坑，無意中發現了400余件玉石，隨后，這批流入坊間的“廣漢玉器”名噪一時。
1934年3月16日起，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啟動三星堆首次科學發掘，時任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均通過探溝法發掘，找到了燕氏發現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殘件600余件，引起學界極大關注。郭沫若認為，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玉圭等，一般與華北、華中發現者相似。這就是古代西蜀（四川）曾與華北、華中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不斷深入，“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相繼提出，三星堆被認為是已發現的古蜀國最重要的中心遺址。
“陳老師，燒磚取土挖出東西來了，有銅的、石頭的，還有刀，很漂亮的刀。”巨大的驚喜在1986年到來，7月18日上午9點左右，附近磚瓦廠工人風風火火地闖進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辦公室，向時任站長陳德安報信。這些被稱作“刀”的東西，后來證實是玉戈、玉璋之類。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三星堆第1、2號“祭祀坑”相繼現世：大型青銅立人、青銅神樹、縱目面具、青銅神像、黃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
三星堆遺址屬于古蜀文化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據測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距今4000年延續至距今3200年，即夏商時期古蜀國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兩千年。遺址分布面積12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也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它的發現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因此，其文物也極具歷史文化價值。
在三星堆博物館，觀眾可以欣賞到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寬1.38米的青銅縱目面具、高達3.96米的青銅神樹等青銅造型，還有以流光溢彩的金杖為代表的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等。6個新發現“祭祀坑”里的古蜀秘寶，未來也將陸續“入列”。
“發掘工作只是剛剛開始，但是已經有這么多新的發現了，非常令人欣喜。”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告訴記者，這次發掘到不少前所未見的新器物、新器型，還有些是在原有種類基礎上形體更大的、內涵信息更豐富的，這些新發現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古蜀文明，認識古蜀文明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
相比35年前的“意外饋贈”，如今的重要收獲更像是國家與民族前行的水到渠成
3月20日一早，四川廣漢下起了小雨。脆弱的出土文物經不住日曬雨淋，因此田野考古受天氣限制。不過，這次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仍在“雨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為什么？發掘現場，一個大跨度鋼結構大棚里，數個通透的玻璃房子將6個“祭祀坑”罩住。在控溫控濕、裝滿各類設備的“考古艙”里，工作人員身著防護服進行工作。不僅如此，考古實驗室也“前移”到考古現場，必要的先進設備一應俱全，實現考古出土文物與文物保護與研究的無縫對接。
時隔30余年，再次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科技作用日益顯現。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介紹，在這樣的“考古艙”里開展發掘工作，不僅能控制現場的溫濕度，還能減少工作人員帶入現代信息，為科學研究遺存創造條件。
“針對本次新發現坑的發掘、保護與信息提取，專門設計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統，努力創新設計具有中國風格的考古發掘設施設備。”雷雨說。
如果說，35年前三星堆“一醒驚天下”是歷史的意外饋贈，那么如今的重要收獲，更像是國家與民族前行的水到渠成。“1986年那次發掘，是在特殊背景下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那個時候不論是經費還是技術，都不像現在這樣能夠做到經費充裕、技術多樣。當時做不到，也沒有做事先的技術準備，所以當時發掘是匆忙的，事后的現場保護也沒有跟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說。
今天的考古，不再是“搶救”，而是一次各方支持的科學行動。三星堆遺址新一輪考古發掘工作由國內34家單位共同參與，還有一個包括文物保護技術、動物學、植物學、環境學、冶金學等在內的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團隊忙碌于三星堆考古現場?？脊虐l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最大程度保證遺址和文物的安全。
“國內多單位、多學科參與三星堆‘祭祀區’發掘研究工作，堪稱一流的考古發掘大棚、工作艙、實驗室設施，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探索與實踐，構建起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的新模式，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為下一步科學發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堅實基礎。”王巍說。
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突飛猛進，為世人呈現中華大地上“滿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三星堆的發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否僅局限于黃河流域？”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的一句疑問，影響深遠。
作為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黃河自遠古時期起就孕育出源遠流長的黃河流域文明。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同樣滋養華夏的長江，卻長期沒能發現可供考證的遺跡。直至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遺址發現，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才有了新的認識。
悠悠千古事，上下五千年。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5000年悠久文明史，但通行的史學觀點卻認為中國夏代以前的1000年只能作為傳說時代對待，原因是缺乏實物證據。拿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鏈——這正是考古的一項使命。
我們從哪里來？祖先是誰？我們的文明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至今的？對于文明起源的探索，是個永恒的話題。中華文明的起源，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牽動億萬人心的大事。
人們為何如此關注三星堆遺址的新發現？答案不言而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突飛猛進，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為世人呈現了中華大地上如“滿天星斗”的璀璨文明。提出“滿天星斗論”的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時期已進入“古城、古國、古文明”階段，“是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中，青銅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等與黃河流域一致，顯示三星堆具有中華文化的共同屬性；以其為代表的巴蜀文明，與其他中華文明組成部分的關系研究正在加強。
“我們可以把這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發現，放在一個更寬闊的時空框架內進行分析、比較研究，更加清晰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歷史源流，更加準確地解讀長江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
唐飛認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參與了中華文明體系的構建，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星堆將中華文明與東南亞、西亞甚至更遙遠地區文明緊密連接了起來”。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格局。“古蜀文明是中國商代青銅文明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面貌，這就像一個花園中百花齊放、千姿百態，共同構成了青銅時代的中華文明。”王巍說。
下一步，考古人員將繼續對新發現“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圍勘探發掘，把握“祭祀區”的整體格局、形成過程，以期系統、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體系。三星堆遺址也納入了整個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體系，認識巴蜀文明內在特質和聯系，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和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文明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