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我來到福州雞角弄革命先烈就義處紀念地。雞角弄舊稱西門外旗角弄，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洪路邊。這里曾是民國時期的警察局、刑場，數十位共產主義戰士長眠于此。
雞角弄紀念碑上擺滿了鮮花。我獻上一束潔白的菊花，目光在那滿是烈士名字的紀念碑上緩緩移動，最終停留在第一行第五個名字，那是我的外公——王于潔。
外公王于潔，原名王定清，號靜圃。1901年，外公出生在仙游縣一個貧苦農家。如果沒有什么意外的話，他本會是鄉下的一個教書先生，平平淡淡地過完一生。然而一百多年前，山河破碎風飄絮，外公在莆仙黨組織創始人陳國柱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外公參與組建莆田人民游擊隊，開展城市地下斗爭，指導農村武裝斗爭；他還參與建立了閩中特委和閩中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跟你外公在一起，最艱苦的還是三年游擊戰那會兒。”外婆陷入回憶，“中央紅軍長征后，我們只能自己組織游擊戰。那時候被圍在深山密林里，餓了只能啃野果、野菜、草根，渴了就喝溪水，睡覺也是裹著衣服，時刻都要拿著槍防備敵人。那會兒很多戰士都覺得難以忍受，是你外公一直在鼓勵大家，堅信革命會勝利，也是在他的帶領下，我們逐步開辟了莆田、仙游、永泰邊區游擊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莆田中心縣委與上級黨組織中斷了聯系。從此，外公既找不到上級黨組織，也和兄弟地區的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外婆在對外公的回憶史料中寫道：“他對我說，‘我是個農民出身的干部，沒有系統地學過理論，水平很低，現在肩上的擔子這么重，萬一出了差錯，怎么向黨向人民交代呢？我一定要找到上級黨組織！’他簡直像個迷路的孩子，急盼找到自己的母親。”
盡管如此，外公的革命意志并沒消沉，革命信仰也沒動搖。這對革命夫妻相依相偎，攜手與共，堅持了閩中長達三年的游擊戰爭。
1936年11月下旬，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從香港派人和廈門市工委接頭，并亟盼與南方各游擊區取得聯系。外公領導的閩中特委終于回到了上級黨組織懷抱。
然而到了1937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外公被憲兵隊逮捕。外公被捕后，在獄中受盡酷刑，但頑強不屈，面對高官厚祿誘惑不屑一顧，一直堅持斗爭。他始終不肯暴露自己黨內的職務、身份信息及其他黨內秘密。
外公的同學蔡賦三曾到獄中勸他說：“你可以假自新爭取出獄，然后還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嘛！”還說：“你母親年紀老邁，妻子青春年少。縱然不顧自己，也得為他們著想。”
當時，外公沒有答復蔡賦三。過了幾天后，他寫信給另一位好友陸兆鵬，請他轉告蔡賦三。在信中，外公推心置腹地回答：“自新是可恥的，我過去罵別人的話，不能讓人拿來罵我自己。人總有一死，活一百歲是死，活一歲也是死，我看死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你念同學之誼，請勸我母親不要想我，就當沒生我這個不孝之子。她老人家的生活，我想家兄會照顧好的。至于我妻子，我相信她會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
1937年6月23日，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外公和四位親密戰友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昂首挺胸走向位于福州雞角弄的刑場，英勇就義。
外公外婆這對革命伉儷，從結婚到生離死別僅僅5年。更令人嘆息的是，他們此前托付給老鄉撫養的兒子，年僅8個月就不幸夭折了，很難想象在這樣接連的打擊下，外婆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外婆的神情也總是恍惚。她說：“為了革命什么都值得，流血犧牲在所難免，你外公也說‘一歲是死，百歲也是死，死并不可怕’。”然后頓一頓又說：“就是對不起我那年幼的孩子。”
外婆的骨子里是有一股韌勁的。忍受著喪子喪夫的悲傷，外婆咬牙繼續投身革命事業，在黨的地下斗爭戰線上繼續出生入死。
我曾問過外婆那時是否害怕，她總是笑著回答：“怕，怎么不怕，但怕就能不做了嗎？”外婆有時也忍不住感慨：“也不知道那時候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就靠著一雙腿走下來。皮膚都曬得跟黑炭似的，只有兩根斗笠綁帶那兒是白的。”看似云淡風輕的話，卻讓我不忍回想當年的艱苦。
說起以前的事情，外婆總是這樣淡然，她始終言傳身教來引導教育著后代。2008年，外婆在福州因病逝世，享年101歲。
“要建紀念館，要把你外公的事說給更多人聽，要讓更多人銘記那段革命歷史、緬懷革命先烈。”這是母親一直念叨的事。2015年，在母親和我的努力下，王于潔烈士紀念館終于在仙游縣榜頭鎮開館了。為了紀念館，母親把她的退休金取出很大一部分：“我現在老了，也用不著這么多錢，而且我還有你們照顧，其他的就都捐了吧。”
我們家原本有外公外婆留下的許多老物件、老照片。“照片再多，放在家里也只是我們自己看，我希望在紀念館，它們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后想看，帶著孩子來這邊看就好。”母親一咬牙便將它們全捐給了紀念館。大量珍貴的照片、文獻資料、烈士遺物還原了外公一生的戰斗歷程。
紀念館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的，我也時常來這邊走一走。漫步在紀念館里，仔細觀看各種圖展和資料，浮現在眼前的是外公英勇斗爭的場景。雖然遠離了硝煙戰火，但我們要讓革命先烈的精神薪火相傳。（王小敏 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