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為理者，舉其綱，疏其網”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著《策林》。元和元年（806年），為廣攬人才，朝廷舉行了制舉考試，白居易和元稹為應考作了精心準備，相約在華陽觀中“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篇”。試畢，白居易將所擬策目“次而集之，分為四卷”，命名為《策林》。該書內容豐富，針砭時弊，所擬問題涉及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方面，展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使命、客觀理性的辯證思維。
綱，本義是漁網上的總繩，如《尚書·盤庚上》中有“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意即如把網結在綱上一般有條理而不紊亂。古人在捕魚時，如何撒網以覆蓋盡量大的范圍，非常考驗技術——有經驗的漁民總是手里提著漁網上的總繩，高舉撒開，漁網一下就張開了。用手提著網的總繩，這個動作叫“提綱”，杜甫曾在《又觀打魚》中寫道：“蒼江魚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現在用“提綱”表示內容要點，就是從這個本義引申出來的。
“善為理者，舉其綱，疏其網”，這句話便是借古人捕魚作比喻，說明善于治理國家的人，總能抓住總綱，照顧好全局，抓住問題的關鍵與要害。盡管這句話出自白居易之手，但其所表達的道理，卻早已多次出現在此前多部典籍中，如《呂氏春秋》中有“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晉代楊泉《物理論》中有“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漢代《白虎通義》中有“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等等。和“提綱”類似，還有一個詞叫“挈領”，《荀子·勸學》中說：“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就是說彎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領子，向下一頓，無數的毛就完全順了。由此組合而為成語“提綱挈領”，意思就是抓到了要領。
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從結網捕魚穿衣等日常生產生活經驗中，總結出“綱舉目張、執本末從”這一重要方法和原則，并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和反復的認識錘煉，成為廣為人知的實踐智慧和哲學思想。由此，古代軍人打仗，知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農民耕田，懂得“牽牛要牽牛鼻子”。不管干什么事，能夠取得成功、獲得勝利的，都是善于抓住重點、解決關鍵問題的。
這一有效方法，在讀書學習中得到廣泛應用。東漢學者鄭玄在《詩譜序》中言：“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抓住了《詩經》的大綱，其他的條目就容易理解；解開最主旨的一卷，其他的篇目就明白。唐代學者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這就是如今我們所熟知的“提要鉤玄讀書法”，大意是說讀書一定要寫筆記，而在讀不同類型的書時，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到書中的重點：讀記載事實的史籍，一定要寫出提要，掌握綱要；讀輯錄言論的書，一定要鉤出精義，領會精神，如是才能真正將書讀懂。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帶動全局工作，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倡導和堅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
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有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逐步準確把握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因此，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中國首先要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基于這一科學認識和判斷，我們黨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制定了不同階段的中心任務和主要政策，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變化，我們黨不斷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黨的中心任務，推動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當歷史長河跨入新時代，處在嶄新歷史方位的中國，又一次發出時代強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直觀感受相吻合，同時代和國情的變化相一致，黨的十九大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概括，得到廣泛認同。
變化的時代，不變的初心；變化的矛盾，不變的奮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我國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風險挑戰不時襲來；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繁重，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無論矛盾多么復雜，都要保持戰略定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懷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了然于胸，同時又緊扣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我們定能把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書寫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新答卷。（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