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行受賄形式日漸隱蔽和多樣化，親屬間行受賄行為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如，國家工作人員鄭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其胞弟鄭甲承攬工程提供幫助；鄭甲獲利近3000萬元后，以兄弟幫襯為由，為鄭某購買了一套價值300余萬元的房產，該行為是否構成賄賂犯罪？
由于刑法對行賄主體身份并未做特殊規定，若親屬間行受賄行為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同樣可以成立賄賂犯罪。但在實務中，親屬間的權錢交易行為，往往隱藏于因親情倫理衍生的贈與、繼承、財產混同等復雜關系中，收受賄賂與謀利事項的對應性不易辨析；且行為人主觀方面有更多的辯解空間，造成該類案件的調查取證、事實認定等方面，比普通行受賄犯罪更為困難。如何審慎辨析、準確認定親屬間行受賄行為？筆者認為，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辨析。
一看親屬關系。重點查明親屬雙方的親疏遠近、感情基礎程度，是否有共同繼承、共同債權債務等關系；雙方經濟往來是否密切，是否有正常借款、投資等關系；送予財物的親屬方，除了送予該國家工作人員外，是否也經常送予其他親屬財物。實踐中，應注意厘清兩種法律關系：第一、家庭財產混同關系。如，家庭財產共同所有的夫妻，經濟未獨立的父母子女，共同生活、未分家析產的兄弟姐妹之間等，若收送的財物未區分所屬，容易導致財產混同，無法認定行受賄財物的權屬，此種情形不宜認定為親屬間行受賄。第二、扶養、撫養、贍養和繼承關系。配偶、父母、子女之間具有扶養、撫養和贍養的法定義務，且彼此為第一順位繼承人，應更為審慎認定該類行受賄行為。如，雙方提出收送財物是出于“扶養、撫養和贍養”的法定義務，則難以認定為賄賂犯罪。
二看收受背景。主要查明收送財物背后是否有謀利事項。如，國家工作人員是否許諾、正在或已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利益；謀利事項與收送財物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緊密性和對價性；親屬是否對國家工作人員提出請托；收送的財物來源，是否為謀利事項所得等。如前述案例，若鄭某兄弟二人平時感情較為淡薄，無其他經濟往來，則謀利事項與收受財物的權錢交易性質明顯，可以認定為受賄。
三看財物價值。應審查所收送財物的價值大小，是否超出合理范圍，以排除正常的親情饋贈和人情往來。具體可結合親屬雙方的經濟收入、家庭條件、風俗習慣等方面進行判斷。
四看主觀認識。注重辨析主觀方面的過程性、細節性證據和再生證據，以判斷主觀認識證據是否如實反映客觀實際。如，親屬雙方對收送財物的緣由如何認識，對財物的性質如何認知，對謀利事項和收送財物的關聯性、對應性如何看待等。實踐中，應與上述三方面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以達到主客觀相統一。
最后，做出綜合評價。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親屬謀利、收受親屬財物的行為，雖然無法認定為賄賂犯罪，但可能違反黨紀政務規定，甚至可能構成其他刑事犯罪。如，利用職權或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在審批監管、吸收存款等方面謀取利益，可能涉嫌違反廉潔紀律；接受親屬請托，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等，可能涉嫌違反工作紀律；上述行為情節嚴重的，甚至可能涉嫌濫用職權罪、徇私枉法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等。（陳劍玲）
（作者單位：福建省廈門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