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實踐中，單位行賄罪與行賄罪的追訴標準不同，同時單位意志與個人意志、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往往存在交織，因而在認定上往往會產生混淆。對于如何準確認定單位行賄罪，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是否符合主體要件要求。首先，單位犯罪的前提即單位形式上必須合法成立和合法存在，具備法律規定所必需的相應的場所、人員和組織機構。其次，從實質要件上看，單位還應當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獨立承擔刑事責任。判斷是否符合單位行賄罪的主體要件，在辦案過程中關鍵應考察公司是否具備合法性、組織性、獨立性，是否具備獨立人格，是否存在公司和股東之間因財產、業務等原因導致人格混同的情況，是否具有獨立的經費或財產、能夠獨立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出現不符合單位形式或實質條件的情況，表面上雖有公司之名，也不能作為單位犯罪處理。對于實踐中特殊表現形式下的夫妻公司及一人公司往往因出資情況來源于家庭和個人，個人與單位有時難以作出準確區分而導致認定單位行賄存在爭議，此種情形應堅持實質判斷原則。對于個人利用公司犯罪或者為犯罪而成立公司的，或者夫妻公司中其中一人僅為掛名股東，此時行為表面上雖具有公司的形式，但獲得利益的均系行賄個人，實質上系以單位為名獲取個人利益的個人行為，應認定為個人行賄；對于夫妻公司中兩人均參加公司的經營管理，基于共同研究后為單位利益而實施的行賄一般應認定單位行賄。
是否體現單位的意志。單位行賄要求以單位名義實施，主要考慮其行為是否代表單位意志。通常情況下，對于經過單位集體研究決定，如股東會、董事會集體決策形成的決定，應當屬于單位意志的體現。但實踐中由于單位作為法律上的擬制人，其意志往往只能通過作為單位成員的自然人的意志及行為體現，鑒于法定代表人或實際控制人在單位意思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由其決定或者實施的行為，原則上代表了單位意志。當然，由于單位負責人的身份兼具單位和個人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行為不排除僅代表個人意志的可能性，因此辦案實踐中需要結合單位自身的結構、章程、制度、決策習慣等進行具體考察。在單位負責人的意思完全背離了單位的宗旨和目的，違反了單位的相關制度時，則不能認定為代表單位意志，而只能看作是負責人的個人意思表示。此外，辦案實踐中，有的單位行賄案件中行賄款往往由負責人或具體實施人員以各種名目套取，無法從公司賬目中提取印證，有的甚至由具體實施者個人支付，但行賄款項的來源不影響單位意志的認定，從單位支出的款項固然可以反映單位意志的特征，這也是一般單位行賄的表現形式，但單位行賄并不要求款項必須來源于單位。單位行賄罪系對單位行賄行為作出評價，其本質系對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造成侵害，賄賂款的來源權屬僅是公司企業內部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獲得利益后再進行內部調整、分配，不能僅以行賄款的來源并非單位為由排除單位意志。
違法所得是否歸屬于單位。犯罪所得利益歸屬是區分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關鍵所在，換言之，為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是行賄，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是單位行賄。對此需要準確把握利益歸屬的獨立整體性，如果相關請托事項涉及的利益以單位為獨立的受益主體，所謀求的不正當利益直接整體、概括歸屬于單位，一般就應認定為利益最終歸屬于單位，個人通過單位獲得整體利益后的再分配取得部分利益，僅是后續單位內部對自己財產的處分行為，一般不影響利益初始歸屬。實踐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往往存在既有代表單位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又有個人請托國家工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項，存在謀取單位利益和個人利益相互交織的情況，對此有人認為從有利于當事人的角度應以單位行賄認定，有人認為應認定為行賄。對此種情形，若行為人對兩方面的謀利事項具有獨立的送予財物的行為，同時符合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構成要件，應從對行為充分評價的角度分別認定為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并進行數罪并罰；若行為人請托為單位和個人謀利，但不具備單位整體意志和利益整體要求的，應視為行為人的個人行為，認定為個人行賄。
此外，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均要求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構成要件，同時在處理上對不正當財產利益也應追繳，其他利益需要責令相關部門予以糾正。對何謂不正當利益，“兩高”《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了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三種情形：一是謀取利益本身不正當，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二是獲取利益手段不正當，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三是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違背公正公平原則謀取競爭優勢。對于此三種情形之外的利益，如單位未請托國家工作人員在相關事項辦理中違反規定，則基于充分保障單位合法權益的目的，不應認定為單位行賄罪。（江蘇省揚州市紀委監委 周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