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多種御史，據《清史稿》記載，都察院中不僅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監察御史等官員，還有巡鹽御史，巡漕御史，巡視京、通各倉御史，巡農御史等負責專項工作的官員。而在其他一些清代文獻中，還有一個不為今人熟知的御史——“審音御史”。
“審音”之“音”，乃“口音”也；所“審”何人，乃參加科考之人也。為何要設立一個審查科考舉子口音的官職呢？這便要從清代的“冒籍”問題說起。
歷代的科舉制度與戶籍制度的聯系都非常緊密。從科舉制度設計來看，考生需先后參加自己戶籍所在郡縣、州府、省的考試，進而才有機會獲得參加全國性考試的機會；從選拔人才的角度來看，通過審查考生的戶籍，得以篩選掉一些犯過罪、被罷過官等身世不清之人，同時可以防止考生通過科舉考試后回原籍任職而產生結黨營私問題；從考生的角度來看，由于各地經濟和文化水平的差異性，考生在江南地區參加考試的競爭壓力較在北方地區而言大得多，如果允許到戶籍以外之地考試，對該地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冒籍問題由來已久，到明清愈演愈烈，各種冒籍情形中突出的一類，系冒籍順天府。乾隆元年（1736年），當時擔任順天學政的錢陳群在《請改歸冒籍生員疏》中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原因。他提到：“大興、宛平二縣，每逢歲科考試，童生之是否合例系順天府府丞審音錄送，至于學臣惟有憑文錄取而已，但大興、宛平二縣……為賢才聚集之所，是以大興、宛平入學率多為外省入籍之人。緣本童之祖、父或因經商而寄籍，或系仕宦而卜居，因而子侄得以援例考試。”由于“援例考試”政策的存在，雖有部分考生符合規定毋庸置疑外，但是“其中竟有原系貢監生員，或因實在不能回籍，或系希圖兩地鄉試重考入學者，以一人而占兩處學額，已屬冒濫。”
由于冒籍順天府問題嚴重，以至大興、宛平“兩縣雖有額進七十五名之多，而土著得在進列者不過二三十人為最”。乾隆十年（1745年），順天府府丞鄭其儲奏：“大、宛兩縣，額進生員，冒籍居多。冒籍得以入考，由冒同鄉在順天之進士舉人貢監生員為父兄。而冒有籍貫之人，藉此獲利。欲杜冒籍，宜徹底澄清。”鄭其儲提出了一些整改措施。工部右侍郎勵宗萬提出“審音宜特派大臣一二員，或滿洲御史一二員，協同詳審”，“審音向專責大、宛知縣及府丞。今以兩縣童試，特派大臣，似非政體。應于府試時，該府丞移咨都察院，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員，會同審音。”該建議由禮部議準。
審音御史并不是一個固定的職位，審音御史是在童試結束后，會同府丞專司辨別生員口音與戶籍是否相符的特殊崗位。
根據上述兩人的建議，《大清律例》戶律中補充了對冒籍順天府人員的處理，“順天府考試，審音之時，究出冒籍情弊，將本生及廩保俱照變亂版籍律，杖八十。廩保仍革去衣頂。知縣教官如審音不實，濫行申送，俱照徇庇例，交部議處。受財者，計贓從重論”，為審音御史履職提供了法律依據。
清代審音御史的出現，對于發現和懲治冒籍科舉者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審音御史權力大，尤其是對于冒籍考生而言，審音御史決定了其是入仕還是獲罪，決定了其一生的命運，因而審音御史能否正確履職，對于科舉制度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戶部官員帶領浙江解餉官紹興府通判張廷泰拜見乾隆，在聽張廷泰介紹其履歷時，乾隆覺得其“似紹興語音”，便問他原因。張廷泰奏稱“幼曾隨父至紹興，住居數年，遂習其土音等語”。乾隆認為，“此與浙人寄籍順天者何異，而其言尚未必信然也”，雖然通判是閑散官職，但由本地人擔任，于體制不合，“著交于鐘音（時任福建巡撫），于福建通判內調補”。同時乾隆指出了審音御史失職的問題，他說：“順天應試，例有審音御史，驗看月官，則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詢察”。乾隆認為自己見各種官員時，尚能與其履歷對照，辨別其語音，“諸臣審音驗看時，如果留心聽察，南北音聲無難立辨”，要求審音驗看諸臣認真糾劾。
審音御史的設立、審音制度的實施，可以看到清代為維護科舉考試公平性做出的努力。科舉考試乃國家掄才大典，為防止舞弊，歷代不斷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與辦法，從中可以體會到古人的良苦用心與杰出智慧。（楊俊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