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字伯淵，忻州解村人，明代著名的賢臣廉吏。
他出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永樂十二年(1414年)中舉，永樂十七年任嘉興同知，永樂二十一年任直隸河間府同知。因才干出眾，體恤民情，原河間府罷任后，百姓數千人共往京城，舉姜濤為郡守。朝廷素知姜濤公廉，便順從民意，任為河間知府。
姜濤任河間知府期間，恪盡職守，施行惠政，懲奸除惡，使該府百姓升平樂業，故而年年考績俱為“上上”，政聲聞于朝野。
1433年，其父唐卿逝世，按朝例當丁外艱而離職守孝，河間百姓又扶老攜幼赴京請謁留任。此情上達后，再次震動朝堂，明宣宗頒詔，破例而復任其職。
英宗繼位之初，順天府缺府尹一職，議定人選時，眾朝臣齊力推薦姜濤，英宗大喜，立即頒詔，調任于京師。
順天府，元朝時為大都路，明初為北平府，永樂初改名順天府，為京城直隸省，轄大興、宛平、密云、保定等19個縣。順天府關系著京城及京畿的治理和治安的大政事。朝廷將如此重任交給姜濤，足見對他的倚重程度了。
之后，姜濤又于1443年任正議大夫，1444年晉升為戶部左侍郎。
1445年，朝廷又委任姜濤督查江淮漕運及京畿內外的倉儲事宜。由于他剛正不阿，督察成效極為顯著。然而，也就是這一年，他因積勞成疾，病倒于職司，歸逝于京城，享年五十四歲。
姜濤的廉政和治政事跡有很多，下面列舉其二三事：
河間府多湖泊，而湖泊面積占比大了，自然就缺乏土地了，百姓中便有很多沒有固定資產，只能靠水吃水，靠在湖中捕魚捉蟹、采藕集葦來維持生計。
河間地面的一些豪門大族、武職狂徒看出了門道，便相互勾結，占自然湖泊為私產坐收漁利。百姓若想下湖采捕，必須交費，如有反抗，就以“私采”為名大打出手，輕者殘筋斷骨，重者斃命。百姓深受其害，卻又敢怒不敢言。
姜濤任河間知府后，決心懲惡抑強，還百姓以公道和樂業。于是在所有的湖畔立牌告示，令曰：“凡池湖魚蝦蓮葦，任民采取，敢有占據者，就執以來”(《正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姜公墓碑文》)。他知道，光有告示還不行，便同時建立了護湖組織，及時抓捕豪強。此舉大受河間百姓的愛戴。經過幾番較量，豪強終于不敢再魚肉鄉里。
姜濤任順天府尹期間，常常微服私訪大街小巷，得知京城中凡祭祀皇家祖先，其一應費用均攤給各商家店鋪承擔之事。皇家的祭祀規模宏大，靡費甚巨，再加上差吏們借機加碼，更使京城各業苦不堪言。
針對這一情況，姜濤立即擬寫奏章，建議此項支出由朝廷出資，不應由店鋪負擔，奏章中還特別強調了下面的官吏借機肥囊之事。他情知此舉會冒犯君顏，但是為了民心安定，他毅然決然地上了此本。
朝堂上， 英宗耐著性子聽著啟奏，滿朝文武鴉雀無聲，心知姜濤大駁皇家尊嚴，立時就要大禍臨頭。豈知奏畢，英宗不但沒有降罪姜濤，反而依著呈奏，將“京師祀事牲醴諸費，皆出于民”改定為“出天財庫錢，以貢其費”(同上《碑文》)。姜濤的直臣之性，由此一斑可見。
姜濤任順天府尹時，曾3次主持貢舉之事。貢舉，即是官吏向君主直接舉薦人才的選拔考試，一旦選中，士子便會飛黃騰達。此番之試絕非尋常，特別是在京城這樣高官云集的地方，通關系、說情面的要員紛紛而至。然而，姜濤秉著一顆為國選拔人才的赤誠之心，面請托之人只是虛以應付，其所賄之禮一概拒收，公正無私地把握了人才關口。在姜濤《碑文》中，稱此事為“凡三知貢舉，一處以請托不行”。他的這種不惜得罪官場、公正無私的精神，受到時人的稱頌。
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四月二十三日，一代直臣、廉吏姜濤不幸辭世。“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古時候世人對官員十分廣泛的評價。然而，作為比知府職位更高的姜侍郎逝于京城后，其家窮得竟連口斂放遺體的棺木都置辦不起。“家無余錢，幾不能具棺殮。嗚呼!此可以觀其為人矣。予為書茲碑，使不知公者于此可考焉。”(同上《碑文》)
《正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姜公墓碑文》是其時的朝列大夫國子祭酒李時勉撰寫的，該碑文還說：“上(英宗)聞而悼惜之，遣官致祭。在廷之臣自公卿而下，咸往吊哭祭。”英宗的御祭文云：“維正統十年歲次乙丑五月甲戌朔初七日庚辰，遣禮部主事林壁，致祭于戶部侍郎姜濤曰：卿發自上庠，擢守名郡，繼遷府尹，進佐地官，惟賢能克堪委任。遽聞長逝，良用悼惜。故茲遣祭，乃命有司塋葬卿靈。不昧尚克欽承。”
按照英宗的旨意，姜濤的靈棺、祭儀，以及奉旨護靈回歸忻州殯葬等一應事宜均由朝廷辦理。英宗的親筆祭文和李時勉的碑文，真實地記錄了姜濤的撼世事跡。（王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