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淳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詩人楊萬里自水路由江西赴臨安，途經今浙江蘭溪。船行江中，篙師任憑小船順流而下，并不把前方的奇石險灘放在心上。然而，風浪并未因篙師的“藝高人膽大”而有所收斂，小船突然闖入一處激流之中，在江心急速地旋轉。篙師極力控制，總算沒有翻船，可是湍急的水流轉瞬間就把船體掉轉了方向，船尾已作船頭，令眾人嚇出一身冷汗。雖有驚無險，但大家再不敢掉以輕心。
這次經歷，讓楊萬里記憶深刻，感觸良多，于是寫下《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以記之：“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卻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山思水情不負伊，雨姿晴態總成奇。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
在楊萬里看來，篙師每日撐船，不顧日曬雨淋，雖極其辛苦，但山水有情、晴雨多姿，總能享受到沿途的風光與樂趣。由此，聯想到了詩歌創作，美麗的自然風光又何嘗不是詩人創作的靈感？閉門覓句不是作詩的方法，只要深入到大自然和社會生活中，全心全意去觀察、領悟，就會有寫不完的題材。
這里的“閉門覓句”，語出黃庭堅“閉門覓句陳無己”，描寫的是詩人陳師道寫詩時艱苦構思的情景。據載，陳師道“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這種靜心苦吟、精雕細琢的嚴肅認真態度值得敬佩，但在楊萬里看來，閉門覓句作為一種創作方式，是有所欠缺的，真正的詩歌創作不能擬古求巧、閉門造車，而應基于詩人對自然和社會生活的真實感受。
楊萬里的一生，為官三十余年，幾經沉浮，屢次征行，足跡遍布蘇、浙、皖、湘、贛、粵等地。道途奔走而有疲倦飄蓬之感，觀山覽水則有滌蕩心胸之愜意，感風土民情頓生百姓民生之關懷，看山河大地抒發體國經野的抱負……異鄉文化與固有文化交織碰撞，凡此種種帶來百感交集的人生體驗，在安居一地的生活中很難獲得。他在《荊溪集自序》中說：“步后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后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這便是“只是征行自有詩”的最好注腳。
“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文學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不僅是楊萬里，歷史上諸多文人學者都認識到這一點。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五岳為辭鋒，四溟作胸臆”，寫下了“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絕唱。王昌齡赴河隴、出玉門，所作《出塞》《從軍行》《塞下曲》等詩歌膾炙人口，高揚安邊報國的熱情和壯志。徐霞客三十年來力求“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馳騁萬里、足跡廣布，著就六十余萬字《徐霞客游記》……不怕征行，熱愛山河、熱愛人民、熱愛生活，是成就佳作的關鍵。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這句家喻戶曉、激勵了幾代人的人生箴言，出自作家柳青的著作《創業史》。
早在1943年，接受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洗禮的柳青，就主動到陜西米脂下鄉做文書。他在這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反映農村互助合作的《種谷記》。1952年，柳青又主動要求從北京回到陜西，在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
“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在皇甫村，柳青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農民。農忙時，他經常到田間地頭去看，尤其是收麥子的時候，他會戴上一個草帽子，穿上一件對襟衣裳，教農民把糧食收細；農閑時，他就去村民家轉轉，點上一鍋煙就開始“諞”，經常是一“諞”就“諞”到了后半夜；碰到村上有什么紅白喜事，他都要去參加，以便能更近距離地觀察村里的眾生相……他一邊在火熱的社會實踐中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改造自我，一邊又將新的思考融入文學創作中，通過創作書寫社會歷史。
2014年10月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回憶起作家王愿堅講述柳青蹲點農村14年創作《創業史》的故事，感慨地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新時代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舞臺。舞臺作品《偉大征程》《奮斗吧中華兒女》，電視劇《山海情》《人世間》，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中國醫生》……這些優秀作品記錄和傳達了一個歷史時代的風云潮汐、春暖秋寒，展現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跌宕命運、喜怒哀樂，反映了時代變遷中眾多普通人的夢想與奮斗、理想與情懷，真正讓人們感受到個人、集體與民族國家命運如此息息相關、休戚與共。
文藝工作者應當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之中，這個問題的答案愈發清晰：只有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才能創作出感動人心、蕩滌靈魂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