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至19日，中國—中亞峰會在陜西省西安市舉行。圖為峰會會場大唐芙蓉園。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23年7月9日，滿載貨物的X8008次中歐班列駛入西安國際港站，標志著中歐班列境內外全程時刻表班列首次實現了有來有往，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助力絲路沿線國家貿易互通注入新動能。 新華社記者 張博文 攝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實踐，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大意義。本網與中央黨校“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項目組合作，特約請專家進行解讀。
主持人：王學斌 中央黨校“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項目組首席專家、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主任
嘉賓：孔德立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
邵聲 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家國同構特性構筑了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的理念深深印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王學斌：在習近平總書記所總結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中，“和平性”殿于最后，此種安排自有其深意。一方面，正因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和包容性，方能在久久積累下形塑牢不可破的和平性理念；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具備獨特自然稟賦和氣候條件的超大型文明，中華民族對空間的渴望、對資源的獲取，我們有著自己的一套宗旨。
孔德立：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由中華民族獨特的農耕文化決定的。古代不同區域的人們由于生存的地理環境不同，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類型。錢穆先生總結為三種文化類型：游牧文化、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為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和平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追求和平，就成為自然而然的思維方式與心理訴求。
縱觀中國歷史的演進，作為人類生活主流的生產方式還是農耕，因此，農耕文化積淀的和平性正是人類生存的根本特性。根植于農耕文化的和平理想為人類的永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由中華民族獨特的歷史傳統決定的。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尚書》，首篇《堯典》提到“協和萬邦”，為政者以“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的理念，秉持“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的原則，致力于“協和萬邦”。中國最早的歷史學奠定了后世德治與禮治的治理模式，不斷指引著中國在和平道路上發展前行。西周建立的以血緣為紐帶的封建制度，依照大宗小宗的親疏遠近，辨別政治貴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四個等級的貴族，除了少數異姓貴族，大多數都是姬姓貴族。即使是異姓貴族，諸侯以下的貴族也是與諸侯同姓的。總體上說，周代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也是家族制度。這種家國同構的獨特性就構筑了周代的家國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的理念，從此深深印記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司馬遷的歷史觀受孔子影響很大。孔子根據魯國歷史修《春秋》，實則是為后來的政治秩序奠定了禮治的基礎。董仲舒認為漢代治國應以《春秋》為標準，以“《春秋》決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正是禮治的寫照。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三千弟子，其內涵是傳承飽含文德的歷史文化傳統。從《尚書》到《春秋》，再到《史記》，無不傳承著和平與厚德的歷史傳統。中國汗牛充棟的歷史典籍，無論是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還是地方志、家譜等家國天下史書，都始終貫徹著和平主義的理想與書寫傳統。
邵聲：中華文明是熱愛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諧的文明。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已孕育出愛好和平的情感信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學說。比如，儒家主張仁者愛人、以和為貴；道家推崇道法自然、無為無爭；墨家強調兼愛相利、非攻尚同；甚至連以戰爭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謀、非危不戰。在之后的數千年里，中國的和平觀進一步吸納、發展，并通過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途徑滲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刻入到中華文明的基因之中。“和平”也由此上升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之一，塑造出中華文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
正是基于對和平的堅定信念，無論是張騫通西域，還是鄭和下西洋，中國帶給世界的始終是和平與交流，而非戰爭與殖民。即使是在近代中國飽受欺凌的境況下，中國人民的和平信念也從未消退。正如孫中山所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中華文明的這種和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得到其他人類文明的感知與贊揚。例如，公元5世紀的亞美尼亞歷史學家摩西在其《亞美尼亞史記》中表示，中國人“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和平之友，還可稱為生命之友”。英國哲人羅素認為：“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
中國哲學中的仁愛和平理念貫通心性與天道自然，使得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和平發展
王學斌：中華文明珍愛和平，五千年來，絕少有我們主動發動的軍事征伐事件；中華文明倡導和睦，五千年間，中外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之佳話綿延不斷，代代相傳；中華文明主張和諧，五千年中，無論是中華民族的內心世界的構建，抑或國與國間的相處，皆是以德為尊，以和為貴，一種將道德秩序置于首位的思想體系油然而生，且根深蒂固。
孔德立：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中華民族的仁愛思想浸潤的。基于農耕文化重視天人合一，維護群己關系的特性，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孔子創造性地把“仁”“禮”結合，從而給“禮”種下“仁”的種子。仁不是利己，而是利他。在處理群己關系時，仁愛不是愛自己。《論語》中的“人”是指他人，不是指“我”。《論語》中的“我”，是“己”。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春秋繁露·仁義法》）子貢問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見，仁是成就他人。
孔子努力培養弟子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孟子在戰國兼并戰爭時代，努力勸說國君以惻隱之心行仁政。如果說，孔子是在培養擔任禮治重任的君子，孟子則是以仁政方案努力說服國君，不要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應回歸政治最本初的意義，關愛百姓，保護民生。
戰國時代，諸侯之間兵戎相見，百姓看不到和平的曙光。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仁愛與和平，是孟子追求的理想政治。
從“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從“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到“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皆體現了人性的光輝。仁愛浸潤的中國哲學，具有獨特的和平理念。
孔子的“泛愛眾”，經過孟子的闡釋，成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張載“民胞物與”的理念，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進一步把中國哲學中的仁愛和平理念貫通心性與天道自然，使得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和平發展。
中華文明愛好和平具備仁愛特征，并不是任人宰割、忍氣吞聲的羔羊。愛好和平，和而不同，并不代表因“和”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和”應有“禮”來節之，就如同愛需要分辨是非。
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贊同“湯武革命”，都是以仁愛求和平，以犧牲自我保存民族大義的可貴精神。自強不息、敢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是維護和平的不竭動力。
邵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刻把握“兩個大局”、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堅守文化本根、堅持“兩個結合”，更加自覺地從歷史、文化、文明的維度深化對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覺地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建構中國的和平話語，提出“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基因、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一，并通過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從而使中國的和平主張與實踐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也得到進一步光大。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不僅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更為世界的和平實踐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王學斌：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中華民族無論過去、今天還是未來，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也是我們能夠在新時代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人類共同價值等一系列主張的文明屬性使然。
孔德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這一論斷揭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于吾國吾民族的“生命”。如錢穆先生所言“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沒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綿延至今的文化積淀著的和平屬性，是中華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始終以和平性為底色。和平性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并日益迸發出無限生機的根本特性。中華文明的和平底色，為人類文明發展持續貢獻智慧與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這既是基于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又是立足當代、面向未來做出的科學論斷，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也為深刻闡釋“第二個結合”提供了新的力量支點。
邵聲：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既來自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的理想，也來自于馬克思主義追求人的和平相處與自由發展的理想，還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立足“兩個結合”追求中國與世界和平的偉大實踐，因而具有內生性、穩定性、傳承性等特征，不僅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更為世界的和平實踐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中強調，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這一觀點不僅突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具有內生性、穩定性、傳承性等特征，還說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中的雙重和平基因已有機結合并融入到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之中，更揭示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絕非權宜之計，而是由歷史邏輯、文化邏輯決定的。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新理念，并把和平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第一要素，向世界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對于和平的深厚情感與執著信念，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
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立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共同體思想，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等理念，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促進世界和平的動力所在，“新型國際關系”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現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從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我優先、均勢制衡、零和博弈、國強必霸、文明沖突等邏輯，為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與方向，為人類實現永久和平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這些新的和平主張與實踐，不僅再次彰顯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也證明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