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出自東晉葛洪的《抱樸子》，大意為，天地萬物都是在不斷變化的，這就是自然之道。
“變者，天下之公理也。”變易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古圣先賢看來，宇宙是一個不斷生成變化、一往無前、永不停歇的過程，天地之間、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流動和更新，“變化無窮焉”；生生不已的變化變易之道就是支配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本精神，是宇宙之道，也即天道。
孔子對《周易》中所蘊含的“時”的智慧做了富有洞察力的闡釋。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所有這些，其核心觀念就是“與時偕行”：不論天時，還是人類社會之“時”，都不會停滯，“變”就是必然。因此，儒家主張“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應當效法天地之道，“唯變所適”，不斷適應變化、與時偕行、積極進取、剛健有為、日新不已，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論語·子罕》中記載：“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子認為用麻織禮帽，是合乎禮制的；現在人們改用絲帛，說這樣節儉，所以也贊成大家的做法。孟子曾評價說：“孔子，圣之時者也。”所謂“圣之時者”，就是能正確認識并把握形勢變化的人，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變化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大勢所趨，看不見變化不行，看見變化不主動應變求變也不行。為人處世是這樣，國家治理也如此。
唐朝自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叛亂不息；異族入侵，外患踵起。德宗時期，大臣們圍繞周邊游牧民族侵擾的問題各抒己見。宰相陸贄憂深慮遠，寫下五千余言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他指出，歷史上，在與周邊游牧民族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原王朝曾經使用過各種手段，如和親、筑長城、武力征討等。中原王朝有盛衰的不同，游牧民族政權有強弱的差別，面對的具體問題有性質的不同，所采取的應對方式也就有種種區別。因此，死守某個不變的方法，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必須審時度勢，根據形勢變化采取恰當的對策。這就是“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
蘇軾也有著類似的觀點，他指出：“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無論治事、治人、治法，都需要建立在治時的基礎之上。中華民族的各個發展階段都曾或多或少經歷過不同程度的變革，如春秋時期管仲改革、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宋王安石變法……各種制度之所以要因革損益、不斷變化，正是為了適應時代發展。
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堅持與時俱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也是數千年歷史反復驗證的興國之道。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深諳這一道理，始終堅持變化的觀點、堅持發展的眼光，讓思想跟上不斷變化著的實際，牢牢把握事業發展的主動權。
18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之后得以迅速發展。各國間聯系日益密切，借助世界一體化對外擴張和掠奪，西方殖民主義在落后國家獲取商品市場和發展資本。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而此時的舊中國囿于封建制度的束縛，被世界快速發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積極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望遠鏡”，觀察并把握當時的世界大勢。
李大釗敏銳地認識到十月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他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預言十月革命所掀動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
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大趨勢，指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美好未來前景。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在順應世界發展大勢中探索出了挽救中國的道路。
回望百年，從沖破思想桎梏，走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新路，到跟上時代步伐，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創舉，再到堅持“兩個結合”，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主動識變應變求變，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鮮明品格。
“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道出了國際環境的風云變幻。世界百年變局正在加速演進，既有分裂對抗之危，也有團結合作之機。在約翰內斯堡會晤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金磚國家是塑造國際格局的重要力量。我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共同捍衛發展權利，共同走向現代化，代表著人類社會前進方向，必將深刻影響世界發展進程。”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版圖，定將成為加強全球治理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