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杜某，中共黨員，H省A市B局黨組書記、局長。2021年3月，杜某為其子在A市某五星級酒店舉辦婚宴。杜某根據相關紀律要求事先向A市紀委監委進行了報備，稱將宴請男女方親朋好友共計8桌、80人。婚禮當日，B局及縣區局30多名干部聞訊自行前往酒店賀喜，送的禮金均在500元左右。杜某推辭一番后，考慮禮金符合當地一般人情往來標準，礙于情面便收下了。杜某在酒店門口收受下屬禮金問題造成不良影響。2021年4月，A市紀委監委對杜某上述問題線索進行初步核實。
分歧意見
對于杜某行為的定性，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杜某的行為不構成違紀。杜某事先已向A市紀委監委報備了婚禮賓客情況，也并沒有邀請下屬參加。下屬是聞訊而來，所送的禮金數額也符合當地正常人情往來標準，具有賀喜性質，杜某沒有借機斂財，如堅持不收，違背人情世故，以后也不好開展工作，故不宜認定為違紀。
第二種意見認為，杜某的行為構成違規操辦婚禮違紀錯誤。杜某身為黨員領導干部，應當依規依紀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杜某礙于情面收受下屬禮金，雖然數額不大，但確是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且人數多達30多人，已造成不良影響，應當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九十一條規定予以處理。
定性辨析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
黨員干部作為家庭成員，為子女、父母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是人之常情。但黨員干部畢竟不同于一般人員，婚喪嫁娶不再是私事家事，更關系到黨員干部廉潔形象，影響干群關系甚至社會風氣。黨員干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大有講究，也大有規矩。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歷來是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從通報曝光的案件看，個別黨員干部仍然我行我素、行不知止，以遵風俗、順應人情等理由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應予嚴肅處理。
需要注意的問題
與正常操辦的婚喪喜慶事宜的區別
禁止黨員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或借機斂財或者有其他侵犯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不是要求一律不辦，并不禁止符合傳統民俗、當地的風俗的操辦行為。只要不影響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形象，未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就不宜認定為違紀。
對大操大辦行為的處理
黨章第三條第（八）項規定，黨員有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帶頭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倡共產主義道德，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義務。黨員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違背上述義務。有的黨員干部受封建陋習影響，講排場、比闊氣，有的采取分批次、多地點等分別宴請、化整為零的方式變相大操大辦。大操大辦要綜合儀式規模、類似儀式消費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當地風俗、當地群眾的評價等因素綜合判斷。還有的操辦婚喪喜慶事宜中搞封建迷信和有違社會公德、公序良俗的活動。實踐中，有的地方還規定了宴請規模、宴席標準等用以界定大操大辦行為，列出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負面清單。對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大操大辦的，按本違紀行為處理。對未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的，按《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四條（生活奢靡、貪圖享樂）、第一百三十七條（違背社會公序良俗）處理。
注意取證的全面性
由于本違紀行為將在“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作為構成要件，調取證據過程中，要注重搜集不良影響的證據，如相關行為的知曉面、參與相關儀式的人員態度、群眾評價、輿情反映等。要調取禮單、請帖、菜單、消費憑證、現場照片、視頻等書證，印證是否違規操辦。此外，對違規收受的禮金都應當予以收繳，實踐中有退還給送禮人情況，此種做法是不妥的。
與類似行為的區別
與違規收受禮品、禮金行為的區別
本違紀行為中收受禮品、禮金行為，同時也構成《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違規收受禮品、禮金行為。但在本違紀行為中，收受禮品、禮金等行為作為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具體表現形式，且從處分檔次看，在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中違規收受禮品、禮金不少屬于借機斂財，應當從重或加重處理，故明顯重于違規收受禮品、禮金。綜上，無論是為凸顯違紀行為本質，還是處理檔次輕重，本違紀行為中收受禮品、禮金行為均不宜再認定為違規收受禮品、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