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關某系A市某局局長，錢某、鐘某系私營企業主。錢某知悉鐘某與關某關系好（非特定關系人），遂給鐘某300萬元，請其轉交給關某并請托幫忙盡快審批某事項。鐘某將100萬元轉交關某并告知該錢款為錢某所送。剩余200萬元鐘某私自留下。后關某利用職權幫助錢某完成審批，錢某為感謝鐘某協調，又單獨送給鐘某50萬元“感謝費”。
【分歧意見】
對于關某收受100萬元構成受賄沒有異議，但在錢某、鐘某相關行為的性質認定和數額計算上，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鐘某的整個行為屬于介紹賄賂犯罪，其私自截取的200萬元和所獲的50萬元“感謝費”，均屬于介紹賄賂犯罪中的違法所得，應予以收繳。
第二種意見認為：對于鐘某接受錢某請托，送給關某100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二人共同行賄；對于鐘某私自截取的200萬元，構成詐騙罪；鐘某所獲50萬元“感謝費”不涉及犯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錢某、鐘某構成共同行賄100萬元。此外，鐘某私自截取200萬元以及收受50萬元“感謝費”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犯罪數額為250萬元，相應地，錢某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250萬元。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不宜以介紹賄賂罪對鐘某相關行為進行籠統評價
筆者認為，完全將中間人行為認定為介紹賄賂罪，所截取和獲得“感謝費”的財物作為非法所得予以沒收，存在不妥。一是性質認定不精準。介紹賄賂罪是指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行為。實踐中，中間人完全處于中立地位、僅在請托人和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牽線搭橋的情形較為少見，中間人一般或受請托人委托，或與國家工作人員共謀，親自參與實施轉交或收受財物的行為，此種情形下，根據我國刑法理論，中間人完全符合構成行賄或受賄共犯的條件。二是導致對中間人處罰畸輕。介紹賄賂罪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與其他賄賂犯罪相比，處罰明顯更輕。此外，由于介紹賄賂罪不屬于典型的“數額犯”，處罰只有一檔，以介紹賄賂罪認定中間人行為，將導致“無論涉案數額多少，處罰均差不多”的情況發生，不僅不利于懲治實踐中大量存在的“掮客”，更有悖于罪責罰一致原則。三是對請托人的部分行賄行為沒有評價。實踐中，認定介紹賄賂罪的主要目的，通常是將中間人從請托人處截取和獲得“感謝費”的財物納入犯罪范疇中，進而予以沒收，否則將面臨上述財物無法被處置的問題。但由于介紹賄賂罪非對合型犯罪，沒有行賄人，該認定思路將導致對請托人給予中間人好處的行為沒有被法律評價。
以本案為例，若認定鐘某構成介紹賄賂罪，則關某構成受賄100萬元，錢某構成行賄100萬元，對于錢某交給鐘某200萬元和給鐘某50萬元“感謝費”的行為，沒有被刑法評價。而錢某主觀上具有實施賄賂犯罪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給予錢款的行為，且完成了請托事項，顯然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不應當被無視。
二、鐘某行為不屬于詐騙、侵占等財產犯罪
對于中間人的截賄行為，有觀點認為應認定為構成詐騙或侵占等財產犯罪。筆者認為，本案中，以財產犯罪認定的思路也不妥。一是不符合行為本質。持詐騙罪的觀點認為，請托人將財物交給中間人，目的是讓其轉交給受賄人，中間人通過“虛構財物已經轉交”的事實獲得財物，屬于詐騙罪。形式上看，上述觀點似乎有道理，但實質分析卻不然。除了個別完全沒有介紹能力、在主觀上純粹以騙取請托人財物為目的的詐騙行為外（本質上不屬于本案例討論的中間人截賄情形，而是詐騙犯罪），其他多數情形下，中間人能夠讓請托人交付財物的根本原因，是因賄賂犯罪需行為人之間彼此熟悉信任，而中間人恰恰具備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熟悉這一特殊條件，這是中間人、請托人收送財物、截賄等相關行為發生的根源。二是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從主觀上，請托人交給中間人財物，是為了實現“以錢換權”的目的，在請托人心中，財物系公權力的“對價”，是為完成請托事項心甘情愿付出的“成本”，若請托事項已完成，財物即使被中間人截取，也只是表面上被“欺騙”，其實完全符合請托人的心理預期，不存在詐騙罪中的“被害人”。同樣，對于中間人而言，其本身并沒有實施“詐騙”的故意，截取的錢款被認為是因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而應得的“辛苦費”，若認定構成詐騙罪，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相悖。三是導致“荒誕”的結論。若以詐騙或侵占罪認定中間人的行為，將導致對于被截取的財物部分，請托人從“行賄人”變成“被害人”，其已經著手實施的行賄行為不僅沒有被法律評價，反而還會產生法律要求中間人將截取的“賄款”返還請托人的“荒誕”結論。
三、全面、本質地評價鐘某截賄和獲取“感謝費”行為
對于中間人截賄和獲得“感謝費”行為性質的認定，不能機械地把單個行為片面抽離出來，簡單套用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必須抓住各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整體、全面、本質地分析把握。從本質上，無論對于請托人給予中間人財物行為，還是對于中間人截取財物或獲得“感謝費”行為，根本都是建立在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基礎上，目的都是通過國家工作人員實現請托事項，整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體現于對公權力廉潔性的損害，應從賄賂犯罪角度評價，符合行為本質和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本案中，對于鐘某接受錢某請托送給關某100萬元的行為，考慮到錢某、鐘某二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均一致，應認定為二人共同行賄100萬元，相應地，關某受賄100萬元。對于鐘某私自截取的200萬元，一方面，從錢某的角度，希望將該200萬元用于行賄關某，且已完成了將錢款交給鐘某的“著手實施”行為，但由于“被鐘某截取”這個意志以外的因素沒有得逞，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符合犯罪未遂的特征，系行賄200萬元未遂；另一方面，錢某行為引發的真實結果，是送給關某的關系密切人鐘某200萬元，筆者認為，雖然這與錢某的主觀認識和意愿不完全相符，但由于錢某原本的目的也是行賄，在刑法理論上，行賄與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具有相同的犯罪性質和侵害客體，此種情形屬于犯罪主體對犯罪事實認識錯誤，考慮到賄款被截取并未完全超出錢某的正常認知范圍，因此不影響實際犯罪成立，錢某的行為還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200萬元。鑒于錢某行賄200萬元未遂與對有影響力人行賄200萬元既遂是想象競合，最終應擇一重罪處罰，認定后者。相應地，鐘某利用與關某的密切關系，截取了錢某賄賂款，本質上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200萬元。對于鐘某所獲50萬元，是錢某為感謝鐘某幫助轉交賄款、完成轉請托的“感謝費”，表面看與公權力無關，但實際上正因與關某關系密切這一特殊身份以及賄賂犯罪的特殊特點，鐘某才具備了實施上述轉送行為并發揮“居間”“隔離”等作用的可能，本質上仍屬于利用關某職務影響力獲得的財物，因此，應認定為鐘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相應地，認定錢某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