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讀書示子聿》有言“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從書本上得到的學問終究是膚淺的，要想深刻而透徹地了解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必須要親自實踐、身體力行才行。從“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到“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從“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莫不在強調躬行和實踐的重要性。
如若坐而論道、脫離實踐，猶如懸絲作舟、畫餅充糧，終將困于虛妄而不解現實之困，正所謂“不涉湍流，安知楫櫓之用；不鑿金石，豈識璞玉之藏”。戰國時期趙國名將趙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卻在長平之戰中“膠柱鼓瑟”，數十萬趙軍被坑殺，留下“紙上談兵”的千古警示。北宋末期，一些程朱理學學者“終日坐談性命”，過于注重空談玄理和抽象概念，忽視了實踐的重要性，顧炎武斥其“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直指對實務的荒廢。更甚者如明末士人，沉迷清談，面對李自成起義和清軍入關，竟至“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尷尬境地。可見，紙上談兵則認知浮泛，坐而論道則百事無成。
唯有知行合一、躬身實踐，方能突破固有認知邊界，發現未知領域，正所謂“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戰國名醫扁鵲遍游列國，“過邯鄲為帶下醫，過洛陽為耳目痹醫，入咸陽為小兒醫”，在行醫實踐中積累各方面經驗，終成“脈學之宗”。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為修《本草綱目》，“遠窮僻壤之產，險探麓之華”，親嘗曼陀羅花以驗證其麻醉功效，糾正歷代本草謬誤千余處。明代徐霞客三十余年行走天下，“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其《徐霞客游記》中對巖溶地貌的記載，比西方早兩個世紀。此類“行萬里路”的實踐精神，在古今交織中照亮我們認知世界的路徑。
當代中國，“絕知此事要躬行”已轉化為實干興邦的生動實踐。“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扎根稻田六十余載，“不在試驗田，就在去試驗田的路上”，終使雜交水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天眼”總工程師南仁東，跋山涉水十二年，“用腳步丈量洼地”，才選中貴州喀斯特洼地作為臺址；“敦煌女兒”樊錦詩，從未名湖到莫高窟，青絲熬成白發，“半個世紀的風沙，不是誰都經得起吹打”，在洞窟中與壁畫“對話”，用數字化技術讓千年藝術重煥光彩……這些俯身大地的身影，讓“躬行”二字有了泥土的重量，讓實干精神在歲月里沉淀為民族前行的基石。
從陸游教子到陽明心學，從徐霞客游記到當代天文事業，躬行精神如一條清晰的脈絡貫穿中華文明史。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我們都要把“絕知此事要躬行”當作習慣來傳承，當作境界來追求。堅持知行合一、躬身實踐，更深刻地感知實踐，進而在實踐中學到真知、體悟真諦、增長本領。（晉寧區紀委監委 胡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