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文子玉
圖為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遠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辦公室供圖）
圖為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出土的陶器（拼版照片）。新華社發（考古雜志社供圖）
4月24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洼遺址、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等十個項目成功入選。這是自1991年開始評選以來，第35次評選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
物證穿透時空，追溯文明之源。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過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蓋了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夏商周考古、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佛教考古等多個領域。入選項目有哪些特色亮點，呈現出中國考古事業怎樣的發展趨勢？這些項目為詮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再添哪些實證？記者采訪了多位參評項目負責人和專家，共同品味“何以中國”。
入選項目類型豐富多樣，涵蓋地域廣闊，新遺址和新發現多
“今年入選項目，類型豐富多樣、涵蓋地域廣、多學科綜合研究不斷深入，從多角度實證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發布會現場點評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
從揭示人類文明起源到探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從大一統王朝國家建筑與祭祀制度到新疆西藏等邊疆考古成果……現場專家一致認為，今年的十大考古新發現實證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彰顯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淮水南岸，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一座規模宏大的“甲”字形楚墓沉臥地下。其四周由夯土壘成臺階，以“回”字形層層內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內。在經過4年多的科學考古發掘后，這座沉寂了兩千多年的武王墩墓，終于揭開了神秘面紗。
“武王墩一號墓編號文物已過1萬件，數量十分龐大，種類包羅萬象，為了解楚國物質文明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項目負責人宮希成介紹，經過考古勘探、發掘、整理、研究，再結合文獻史料綜合分析，一號墓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中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重要的時空坐標。
北京聯合大學校長、教授雷興山認為，武王墩一號墓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僅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更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江淮實證。
三千多年前，為躲避西方族群的攻擾，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遷居到陜西岐山。隨著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總面積逾30平方千米的最大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展現在世人面前。
“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調查、70年代開始發掘研究，直至現在，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的考古工作持續深耕發力，取得顯著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介紹，近年來，周原遺址考古工作按照聚落考古理念，發掘到西周時期宮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墻，以及先周、西周與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筑群。這種考古理念彌補了過去考古發掘零散、不成系統的不足，并將過去發現的散亂遺跡有效整合，讓老遺址結出了“新果”。
1924年首次發掘、2018至2024年間開展7次發掘，甘肅臨洮寺洼遺址發掘研究歷時百余年；從20世紀40年代起至2025年，陜西寶雞周原遺址考古工作已走過80余載……記者在4月23日舉辦的“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上注意到，許多入選項目凝結了幾代考古人的心血，考古研究歷時長、成果豐。
“考古是一個長期的科學研究工作，今年入選的不少項目都是在大遺址考古基礎上的考古新發現。這些填補空白、鏈接缺環的新發現有著長期的學術積累，是認真謀劃、科學布局、厚積薄發的結果。”陳星燦說。
多學科綜合研究持續深入，人文與科技深度融合成為中國考古重要趨勢
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遙感探測等技術廣泛應用于遺址年代測定、古代人群遷徙及資源利用研究；分子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前沿學科的最新技術被用來分析我國古代遺存……記者在終評會上注意到，多學科考古的特點持續深化，人文與科技深度融合已成為當下中國考古的重要趨勢。
在新疆喀什市東北荒漠中，一處高約8米、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洪積臺地上，屹立著一座漢唐時期的佛教寺院遺址。“莫爾寺遺址的發掘較系統地揭示了遺址的文化內涵、寺院布局和演變過程，提供了我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國化發展的典型樣本。”四川大學教授霍巍說。
寺院的探索復原工作與多學科綜合研究密切相關。項目負責人肖小勇告訴記者，他和團隊針對莫爾寺遺址及其周邊環境實施了古環境、微形態、動植物、殘留物、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藝、廢棄后再利用等多學科綜合探索。“初步研究表明，西漢中期至三國中期，莫爾寺遺址一帶氣候相對溫暖濕潤，距今1600年左右轉干，植被呈典型荒漠景觀，持續至7世紀末。”肖小勇說。
近年來，科技對考古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引領日益明顯。2023年，國家文物局等13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文物科技創新的意見》，助推更多的行業、人才、技術、資源進入文物領域，通過“文物+N”的融合發展，拓展文物科技的發展空間。在學科交叉融合的推動下，中國考古學逐漸突破傳統研究范式，形成了以科技考古、環境考古、分子生物學、數字技術等為支撐的多元研究體系。
隨著多學科交叉融合，考古發現為我們揭示出更多細節，復現出古人生活的“高清”畫面。在有著大量倒伏古樹的河畔森林，先民采集橡果、李等30余科若干種植物的種子和果實，狩獵熊、象、魚、鳥等囊括海陸空的幾十種動物，在骨頭、石頭、橡果上刻劃平行線、十字等神秘圖案……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的發掘，還原了距今約10—5萬年前的大型自然景觀和人類生活現場。
“我們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堅持多學科綜合研究，不同團隊深度融合。”項目負責人鄭喆軒告訴記者，考古團隊持續加深與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及英國、法國等10余家科研單位20余支國內外權威專家團隊的交流合作，系統開展年代學、環境考古、動植物考古、埋藏學等多學科研究，有力保障了工作的系統性和科學性。“比如我們在對第一地點（濛溪河遺址）開展年代學研究時，通過碳14、光釋光測年和鈾系法斷代等多種手段，確定其處在距今約8—6萬年，正是早期現代人演化關鍵階段。”
“東亞現代人的由來是當今學術界與公眾聚焦的熱點問題。經過系統調查與科學發掘研究的四川濛溪河遺址群，為揭開這個長期論爭的謎底提供了全新證據。”陳星燦認為，濛溪河遺址飽水的埋藏環境保存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遠古社會，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動植物遺存的“全科型”遺址。華南本地傳統的新型小石器文化及遺址群的發現、一系列現代人行為的確認、對動植物的廣譜利用等，清晰展現出百萬年人類史關鍵節點上的歷史場景。
“每個探方都是跨學科實驗室。”現代考古已形成包含23個細分技術門類的科研矩陣，涵蓋了從物理探測到數字化記錄的多個方面，極大地推動了考古學的發展和應用。多學科協作不僅拓展了文明認知的邊界，更讓考古成果成為滋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在科技與人文的共振中，中國考古正以更開放的姿態，解碼文明基因，書寫兼具學術價值與時代意義的文明敘事。
考古發現有力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發展特征
位于湖北省武漢市西北郊的黃陂盤龍城遺址，是目前所見夏商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城邑。隨著城垣、宮殿基址、貴族墓葬等一系列重要遺跡的發掘，探索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序幕被緩緩拉開。
“盤龍城遺址為我國夏商文明研究再添一例實證。夏商時期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關鍵階段，較為成熟的王朝文明在這一階段得以演進。但夏商王朝的國家形態、文明形態等歷史方面的考古工作，仍存在大量空白。”雷興山說，“我們需要更豐富、確鑿的實物證據，以及更多的歷史細節，以此增強歷史可信度，豐富歷史內涵。很欣喜地看到，盤龍城遺址將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這兩大重要地區聯系了起來，推進了中原王朝向南的擴張和經略、長江文明進程等問題的研究。”
邊疆考古也是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終評會上，位于中印、中不邊境的西藏中南部的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吸引了專家們的關注：這是距今超過四千年，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鮮明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
稻、粟、海貝、象牙、羊、滑石珠、紅玉髓……項目負責人夏格旺堆為大家悉數在遺址中發現的外來遺存。“這不僅填補了跨區域文化交流的諸多空白，而且對于研究極端環境中本土文化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夏格旺堆說。
“以康馬瑪不錯遺址為代表的邊疆考古表明，在中原文明興起的同時，邊疆地區也同步開啟了文明進程，并且與中原文明有著緊密聯系。”霍巍說，這也印證中華民族具有統一性、連續性、創新性、包容性等特點，充分揭示了中華民族緊密團結的內在文化機理。
近年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國家統一部署與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我國邊疆考古已取得顯著進步。“期待未來有更多邊疆考古項目入選，讓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能夠走進書本、陳列在博物館中，讓大家切實感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霍巍說。
從時間縱深到空間廣度，從技術傳承到制度創新，在這片從未斷絕文明血脈的土地上，中國考古發現以“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為軸線，回答著“何以中國”的永恒追問。“它們不僅是‘過去’的見證，更是‘當下’文化自信的根基與‘未來’文明對話的橋梁，有力駁斥了‘文明斷代論’，為全球文明史研究貢獻了中國范式。”陳星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