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出自宋代曾鞏所撰的《南齊書目錄序》?！赌淆R書》是記錄南朝蕭齊一代正史作品，總編撰是蕭子顯。這本書流傳至北宋時，曾鞏等人作了校訂工作，并作《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圍繞著“良史”二字展開，曾鞏認為，“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在他心中，史書要闡明治國安邦的法則和規律，因此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史官，其見識一定足夠用來綜括遍及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其記史思想一定足夠用來適合天下的運用，其才智一定足夠用來通曉難理解的意思，其文辭一定足夠用來闡發很難顯露的情狀。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體現了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中華民族歷史悠久，除了既定的史實之外，還有歷史感的悠久——中國人歷來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幾千年不間斷歷史記錄的國家。還原歷史和經世致用，構成史學的基本功能，對此，晚清思想家龔自珍有著深刻的闡釋：“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春秋時期，晚年孔子最用心的事業之一，就是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當時孔子已經七十多歲，由于編寫得非常用心，即使像子游、子夏這些門下弟子中的佼佼者也提不出一點意見?！洞呵铩穼η苍~造句非常講究，看似簡單的歷史敘述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治國之道，可謂一字一句背后隱含著“微言大義”。對此，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只有通過《春秋》這部書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和見解。司馬遷十分推崇《春秋》，稱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
漢朝建立之初，著意總結興亡原因，產生了陸賈《新語》、賈誼《過秦論》等名篇。漢武帝時期，司馬遷撰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希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妒酚洝吩谑崂須v史的基礎上，探求世間規律，為國家治理提供參照。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同樣貫穿于《漢書》中。班固在撰寫《漢書》的過程中，始終不忘“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以《史記》《漢書》為代表，開啟了我國二十四史等浩瀚史學著作的先聲。
注重學習歷史，善于從歷史中汲取智慧與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毛澤東從青年時期就開始對司馬遷及其所著《史記》的學習。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曾梳理自己在寫作《史記》時忍辱負重的心路歷程和取舍原則，寫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名言。
毛澤東非常贊成司馬遷這種從價值追求來看待生死的人生觀、價值觀。1944年9月8日，他在張思德追悼會上以“為人民服務”為題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憑借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古典傳統的深厚學養，毛澤東在吸收、升華司馬遷價值觀的基礎上，以“為人民服務”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把它作為生死抉擇的準繩、事業奮斗的最終目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共產黨人的情懷所在，更是使命所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高度，著眼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宏闊視野和深邃眼光，反復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融通與運用、對中國古代歷史智慧的吸納與借鑒、對中國人文道德觀念的傳承和升華，不僅為推進新時代民族復興事業注入強大思想力量，也為破解全球性問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我們回望歷史，未來也在回望我們。今日的奮斗與創造終究會成為歷史，而書寫歷史的筆就在我們自己手中。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田心）